兰波为什么要来哈勒尔并且一住十年?他自己说过:「显然,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幸福。」

离开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早晨,我感到这座城市好像发生了什么情况。坐在出租车里,我的四周都是烟雾,空气中弥漫着焚烧物的刺鼻气味。

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显然正在经历一场变革。未完工的混凝土建筑随处可见,阿姆哈拉语的招牌上布满尘土。一些人刚从路边招牌下面的「家」里钻出来,那不过是一些蛇皮编织袋,夜里就变成了栖身之所。尽管空气令人窒息,在空旷的高架桥上,还是会看到穿着运动衫出来晨跑的人——在烟雾中坚持锻炼身体。

我觉得不对劲儿。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几天,空气一直不错,于是我问司机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说是「米迦勒节」。在基督教的谱系里,米迦勒是最伟大的天使长,因为打败过撒旦而备受尊崇。司机进一步解释说:在米迦勒节这天,埃塞俄比亚家家户户要打扫庭院,焚烧垃圾——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带走疾病和厄运。

显而易见,埃塞俄比亚人对待宗教非常虔诚,于是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垃圾焚烧厂。进入更显破败的郊区后,烟雾更浓了,出租车仿佛穿行在一片战场的废墟中。

我要去的勒布(Lebu)火车站位于城市的西郊,是一座全新的火车站,也是中国兴建的亚吉铁路的起点。亚吉铁路连接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是非洲第一条跨国标准轨电气化铁路。资料显示,铁路 2016 年开通,2018 年正式投入运营。

早在 1887 年,在哈勒尔(Harar)经商的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就提出过修建这条铁路的想法。1917 年,法国人终于建成了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的窄轨铁路。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这条铁路已经破损严重,埃塞俄比亚政府曾寻求欧美国家参与新铁路的规划,但都无果而终。直到 2010 年,中国决定投资 40 亿美元,承建一条新的亚吉铁路,并在沿线建设 14 个工业园区,涵盖服装纺织、食品加工和电子商务——这也成为中国在非洲宏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

和中国的高铁站一样,勒布火车站也建在偏远的郊区,为了给城市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不过至少现在来看,空间预留得似乎有点过大。司机一共问了七个人,兜了好几个圈子,才找到那条通向火车站的新柏油路(两侧依然是荒野与废墟)。当火车站雄伟的剪影最终像海市蜃楼那样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司机不满地嘟囔着,一定要再多收 200 比尔——50 块钱——才肯放我走。

火车站只有一班列车,然而候车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那些前往吉布提的跨国旅客,正在接受行李开箱检查,而前往哈勒尔的我要在中途的德雷达瓦(Dire Dawa)下车,不用打开行李箱。

德雷达瓦建于 1902 年,位于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的沿线。由于法国人的铁路不能到达地处高原的哈勒尔,于是选择在德雷达瓦建造一座新城。从此,德雷达瓦成为一座新兴城市,而古老的哈勒尔则日渐衰落。如今,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铁路依然经过德雷达瓦,而将哈勒尔甩在历史的车轮之外。

火车很新,车厢的布局和中国的 Z 字头类似。由于铁路开通后的前六年由中方运营,因此还能看到一些中国元素:车厢内有一种中国标准的清洁;车厢的连接处张贴着「喜迎新春」的春联;火车上有中方的乘务员和工作人员;在培训完成之前,火车也由经验丰富的中方司机驾驶。

窗外是平坦、适合耕种的土地,能看到徐徐移动的耕牛和拉着水车的毛驴。最初的十几公里都是一幅农业社会亘古不变的风景。但是,突然之间,土地开始变干,开始变成荒漠,反射着白晃晃的日光:我看到了仙人掌、荆棘、荒野中散落的合欢树。偶尔,从一棵合欢树的后面,闪过一个牧羊男孩的黝黑面孔。

荒野中散落着法国人留下的铁轨,几乎与中国的铁轨平行。我原以为法国人的铁轨早已所剩无几,没想到一路上都是铁轨的残骸——看上去仅仅是因为疏于维护,才渐渐荒废,被荒野吞没。大地上散落着一些圆锥形的茅草屋,晃荡着牧羊人长长的身影。这片古老的土地似乎有一种固执的力量,拒绝任何改变。我不禁想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荒野已经重新吞噬了法国人的铁路,那么中国人的铁路呢?一旦背后强大的国家力量退潮,它有一天是否也会重蹈法国铁路的覆辙?



法国人的铁轨残骸,与中国的亚吉铁路平行。

在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中,火车轰然停下。车厢里顿时骚动起来。人们纷纷跑到火车一侧,扒着窗户,向外张望。我看到一匹运水的马,横躺在铁道边的沟渠里,一动不动。附近的村民迅速聚集,将火车围住。有人说,马当场断气了,马车夫身受重伤,正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时有发生。」坐在我旁边的乘客以平稳的声调说。

「什么时有发生?」

「火车撞到马、驴、羊,还有骆驼。开始的时候,铁路公司会赔一大笔钱。于是有些农民看准机会,故意玩『碰瓷』,让火车撞死自己的牲畜——尤其是那些又病又老的牲畜,在市场上已经卖不出价钱的——好榨取高额赔偿。不过我听说他们最近不再赔偿了——政府说,如果火车撞死牲畜,那是牲畜主人的责任。」

车外,乘警正与当地村民交涉,以使火车尽快上路。我走到餐车,看到两位中国员工。因为极少有中国人坐这趟车,我们很快聊起来。旁边,埃塞俄比亚的女乘务员正围在一起用手吃饭,桌子和地上撒满了食物的碎屑。

「她们吃饭就是这样,到处洒。」其中一位中国列车员对我说,「她们觉得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发工资的时候,我问她们,工资是谁给的?她们说是上帝给的。我说,下个月你们别管公司要钱,去找上帝要吧!」说完,他笑了笑。

我问他要在这里工作多久。他说,六年,之后公司会把运营权交还给埃方。

另外一个中国人是铁路公司的项目经理,穿着黑色西装,手里拿着一份中英文的合同。他看上去年纪不大,更像是一个大男孩。不过他告诉我,他当过兵,退伍后进入铁路公司,来到非洲工作已经四年了,还没结婚。

我问铁路公司的经理,六年期满后,他是否打算回国。

他说,如果他在这里再工作几年,会成为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在非洲,这样的中国人不多,因此他很可能会再被派到非洲的其他国家。

又有两个中方工作人员来到餐车。他们穿着蓝色工服,是技术人员。由于车厢里一下出现了这么多中国人,气氛渐渐热闹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着。

我问,在他们看来,这条价值 40 亿美元的亚吉铁路,是不是一笔划算的投资?

这个问题似乎把所有人都难住了。最后,那位经理回答,他听说未来还要修建南苏丹铁路,与亚吉铁路连通。到那时,利比亚和南苏丹的石油就可以通过这条铁路运到吉布提港了。

火车又一次猛烈地刹车。大家说,这回不知道又他妈撞上什么了。两位穿蓝色工服的技术人员出去看了看,回来告诉大家:「是碰瓷。」

我与他们一起下了火车,热空气扑面而来。只见距离火车头几米的铁轨上,躺着一头僵死的毛驴,尸体上看不到外伤,只有鼻孔在滴血。村民迅速聚集,挡住火车前进的方向。毛驴的主人与乘警争执起来,一张瘦长的黑脸颤抖着。

阳光下,毛驴的尸体像一块僵硬的化石,粗大的驴鞭兀自坚挺。我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辱感:毫无尊严死去的动物和毫无尊严死去的人一样,令人感到难受。

「听说政府已经规定不再赔偿了,为什么还有碰瓷呢?」

「不清楚。可能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亚吉铁路上的碰瓷。

后来,火车又撞死了两头驴。到达德雷达瓦时,已经晚点三个多小时。这还要感谢已经熟能生巧的事故解决机制。中国列车员告诉我,刚开始时,村民要他们当场支付赔偿才能离开。有一次,到达德雷达瓦时,已经晚点 9 个小时。火车不得不停靠过夜,并为还未到站的旅客提供免费住宿。

「现在好多了。」

火车站外是一排争抢生意的小巴。我刚一出来,就有三五个人围上来,开始抢夺我的行李箱,顺便制造令人错乱的气氛。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管我要 200 比尔,我还价说 100 比尔,他立刻就答应了。

与此同时,我的行李箱被放上了小巴的行李架,而我被塞进了满满当当的车厢。一车人都盯着我看,然后几个人好心地挤出一点空间让我坐下。我蜷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想到戴眼镜的男人这么痛快地答应我的出价,肯定是因为我付了高得多的价格——后来才知道,我付了 10 倍的价钱。德雷达瓦的火车站是中国人修的,通往市区的公路也是,而我依然花了 10 倍的价钱才到了市区的一家旅馆,准备过上一夜,第二天前往哈勒尔。

哈勒尔在高原深处,距离德雷达瓦还有 40 多公里的山路,以前要走两天两夜。我搭上一辆超载的小巴,很快离开平坦的德雷达瓦,进入山区。山间散落着咖啡园(哈勒尔自古就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咖啡产区),当年兰波来到哈勒尔,就是为了把咖啡豆运往欧洲。但我发现,更多的土地已经用来种植恰特草(khat)。这是一种致幻的树叶,含有卡西酮,当地人大量嚼食。据说,一大把恰特草的效果和 5 毫克的安非他命差不多。

长久以来,哈勒尔就是一座穆斯林城市。当地人自豪地认为,哈勒尔的地位仅次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中第四神圣的城市。大部分的岁月里,哈勒尔由绵延 72 代的埃米尔统治。埃及人曾短暂地占领这里。当兰波第一次来到哈勒尔时,他必须向埃及驻军申请入城手续。直到 1887 年,未来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才征服了哈勒尔,使其成为埃塞俄比亚帝国的一部分,但时至今日,哈勒尔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特性、语言和文化。

小巴在哈勒尔老城外的市场边停下。尽管钢筋水泥的新市区显得无甚特色,但是一走进围墙环绕的老城,依然可以感受到昔日穆斯林的荣光:在迷宫般的老城里,368 条小巷挤在 1 平方公里之内,其中包括 82 座清真寺(有的建于 10 世纪),100 多座神龛和墓地,以及大约 2000 栋传统哈勒尔房屋。这一切使得哈勒尔老城充满《一千零一夜》的气氛。实际上,将《一千零一夜》初次翻译成英文的作家和探险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曾经假扮阿拉伯人进入哈勒尔。那是 1854 年,也是封闭数百年以来,第一次有欧洲人进入这座城市。



哈勒尔老城外的市场。

我住在老城一间传统的哈勒尔庭院里。男主人像是从泛黄的旧画报里走出来的人物。他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灰色长裤,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镜片。他坐在门口的铁皮椅上,读着一张阿拉伯文的报纸。这种古老、尊严、脱离时空而又显得自得其乐的生活,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

打开雕花的木门,房间里是由不同高度的平台组成的土炕,铺着华丽的地毯和靠垫。土炕刷成鲜红色,象征着哈勒尔人在抵抗孟菲利克皇帝时流下的鲜血。白色的泥墙上挂满装饰品:五颜六色的篮子、黑色的木碗。墙壁上有很多壁龛,用于储存杯盘、水壶,存放古兰经。一条木质楼梯通向二楼的房间,那里以前用于储藏食物,现在则用来充当卧室。

支付房费时,男主人问我会不会说阿拉伯语。相比阿姆哈拉语,哈勒尔语倒是更接近阿拉伯语。我发现,和别处不同,老城内的居民仍然把钱叫作「里亚尔」——阿拉伯世界的称呼。

我走过一个纪念性的拱门,大门上的照片是 72 位埃米尔中的最后一位阿卜杜拉,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大门建于 16 世纪,是新城与老城的分界,老城里只有穆斯林的店铺。这些店铺一家连着一家,面对巷道的一侧完全敞开,卖的大都是与穆斯林传统生活有关的基本日用品。我看到了金铺、裁缝铺、肉铺、铁匠铺,贩卖香料和蔬菜的市场,还有几处广场。杂乱的空间里,是摩肩接踵的人群。巷口坐着卖大捆恰特草的女人,而墙边随处可见嚼着恰特草的男人。他们躺在地上,衣衫褴褛,处在一种迷幻状态中,以此逃避生活的痛苦。

市场里挤满不同民族和宗教派别的人。有哈勒尔人、阿姆哈拉人、奥罗莫人、盖拉人和索马里人,他们彼此有着各自的历史和传统:赶着毛驴贩卖柴火的是奥罗莫人,她们肤色较黑;卖香熏的是索马里人,脸上涂着防晒的姜黄粉。即便同样信奉伊斯兰教,人们的穿着也不尽相同:那些从头到脚裹着黑袍的是瓦哈比派,而数量更多的女人则是逊尼派,穿着鲜艳的长袍,戴着彩色头巾。



哈勒尔老城的小巷。

小巷如同迷宫,地面上露出一块块岩石。有的外墙被粉刷成天蓝色,说明主人曾经前往麦加朝圣。只有朝圣回来的人,才有权力把外墙粉刷成天蓝色。这同时也是一种财富的宣示:去远方朝圣代表了一种经济实力。

在清真寺的尖顶之间,我看到了一座东正教堂和一座天主教堂,那是欧洲人来到哈勒尔之后的产物。还有亚美尼亚商人、印度商人留下的住宅。与传统的哈勒尔民居不同,它们大都是二层小楼。不少当地孩子就读于老城内的经学院或天主教学校。到了一定年纪,就被送到店铺里当学徒。

我经过屠夫市场——即便是周五,屠夫也在工作。黑鸳盘旋在市场周围,有时突然飞扑而下,叼走几块骨头。空气中飘着腐烂的味道。被这种气味吸引而来的还有鬣狗。到了深夜,它们就会从坍塌的城墙处溜进来,清理屠夫市场上的垃圾。



屠夫市场。

哈勒尔人与鬣狗已经和谐相处了数百年。傍晚时分,我走出老城的东门。当年,理查德·伯顿就是从这里进入的哈勒尔。在城外的荒野上,有当地人投喂鬣狗。月光皎洁,远处的丛林披着一层细白的光辉。喂鬣狗的人拉长嗓音,呼唤丛林中的鬣狗——这么多年,他已经给每只鬣狗取了名字。老城内隐隐传来清真寺的宣礼声。与此同时,鬣狗出现了,激动地嚎叫着。喂鬣狗的人将篮子中的骆驼肉条,抛向空中。

兰波一定也见过哈勒尔的鬣狗。在它们的叫声中,他曾彻夜难眠。

我去了兰波故居。那是一座二层的木质小楼,如今是一座博物馆,陈列着 20 世纪初的老照片和兰波在哈勒尔的自拍像。



兰波故居。

1880 年,26 岁的兰波来到哈勒尔。此前他已经游荡过德国、意大利和荷属爪哇,在塞浦路斯的工地做过领班。因为工资太低,他来到亚丁,受聘于一家法国人的贸易公司,随后被派驻哈勒尔。他先乘船来到索马里的港口泽拉,再用一个月的时间,跟随驼队穿越荒漠地区,最后到达哈勒尔。在《地狱一季》里,兰波曾经写过:「我们将迈入辉煌的城市。」

在兰波的时代,哈勒尔的确有着中世纪式的辉煌。它是一个贸易中转站,来自埃塞高原的咖啡豆、象牙、皮革和麝香汇集于此。大部分时间里,兰波都在各地开拓市场、采购或是「贩卖未知的东西」。他不是一个过度的帝国主义者,把欧洲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恰恰相反,他似乎极力要逃避那个世界,逃避他的祖国。

在哈勒尔的十年里,兰波没有写过一句诗,甚至不再阅读。即便是书信,他也将自己的风格从文字中抹去。为了方便做生意,他让人刻了一只印章,上面写着「阿卜杜拉·兰波」,意思是「为大预言家服务的兰波」。他用阿拉伯语和普通人交谈,还学会了阿姆哈拉语和奥罗莫语。当时哈勒尔尚未通邮,向外寄信需要先寄到亚丁。他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深陷哈勒尔孤岛的鲁滨逊」。他和当地女人住在一起,并且染上了性病。

哈勒尔的工作始终令兰波感到「荒谬而累人」。他一次次地想过逃离,绝不是返回法国,而是逃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开拓未知之地。他想过南下桑给巴尔,去非洲的大湖(理查德·伯顿于 1858 年发现的维多利亚湖),甚至想过离开非洲前往巴拿马,那时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已经开始。他想去「那些依靠科学而改变世界的地方,想去工程师们获得傲人成就的地方」。我有时觉得,中国铁路公司在非洲的工作,大概会让兰波感到满意。

然而,哈勒尔却总像黑洞一样,把他拽回来。1883 年,兰波与贸易公司续签了合同。这一次,他带来了一台照相机。在兰波故居里,我看到了他当年的自拍像。他在信中说,照相机在哈勒尔引起了轰动,但是炎热的天气使化学药水的质量下降。兰波的自拍像模糊不清,就像隔着一层雾蒙蒙的玻璃。照片里,兰波蓄着小胡子,脸颊消瘦,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两边的太阳穴。一张照片里,他穿着黑色外衣,白色裤子,背景是绿色的植物,显然就是在这座庭院里拍摄的。三张照片里,兰波都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只是无奈地回望那些观看照片的好事之徒:你们为什么要来哈勒尔找我?你们究竟想要什么?

兰波为什么要来哈勒尔并且一住十年?他自己说过:「显然,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幸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渴望成为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他在信中写道:「世界之大,美景之多,恐怕将一千个人的生命合在一起也看不过来。」然而,他逐渐意识到:「最终,最有可能的是,人们只能去本不想去的地方,做本不想做的事情,只能以不情愿的方式去生,去死,却看不到任何弥补遗憾的希望。

1885 年,兰波辞去贸易公司的工作,开始独立在埃塞俄比亚经商。当未来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需要枪支时,兰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这位反复无常的国王弄到了欧洲步枪。然而到了交付时,兰波却被对方欺骗了。他不得不以很低的价格卖掉军火,还要为合作伙伴偿还债务。

讽刺的是,这笔亏本的生意可能是兰波对现代非洲历史的最大贡献。学者们认为,他在 1887 年出售的枪支,很可能在后来帮助孟尼利克二世击退了意大利人的入侵。此后,孟尼利克极力改革内政,实施现代化教育,并和法国人合作,修筑了那条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铁路——兰波的设想成真了。

在哈勒尔的日子里,兰波不知道自己在巴黎的文人圈子里已经声名鹊起。在成为军火商的那一年,《彩图集》的大部分篇章登上了法国《时尚》杂志。同年,诗人魏尔伦将这些诗文汇编成册,并作了序。

兰波继续滞留在哈勒尔。1889 年,他把哈勒尔的很多狗毒死了,因为它们常常在仓库墙边的咖啡豆上撒尿。1891 年 2 月,他感到右膝剧烈疼痛,无法走动,只能躺在床上管理业务。他患上了滑膜炎,并很快恶化为骨癌。

半瘫痪的兰波雇了十六名非洲脚夫抬着他,艰难穿越了 300 公里的荒漠地带,抵达索马里的港口——这正是他十年前第一次踏上非洲大地的港口。当船最终抵达马赛时,他立刻被送进医院,做了右腿的截肢手术。然而,这一切还是没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1891 年 11 月 10 日,兰波在马赛医院逝世,享年 37 岁。

即便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兰波依然回想着自己在哈勒尔度过的时光,回想着过去的旅行。那些在欧洲看不到的东西,才是他喜爱的东西,才是他身陷孤独中体验到的东西。他渴望回到非洲,回到哈勒尔,「做这做那」,「到处走走」。他在临终前口述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一位轮船公司的经理的:「我完全瘫痪了。因此我想早点登船。请告诉我几点钟应把我抬到船上去……」

在《时光列车》里,作家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她有一串从哈勒尔买来的 19 世纪的蓝玻璃贸易珠。后来,她把这串珠子带到兰波在法国的墓地,「深深压进他墓碑前一个大缸下的泥土当中」。

走出兰波故居时,我突然想到这个故事,想到高中时迷恋的《兰波诗全集》以及让-吕克·斯坦梅茨的《兰波传》。如今,我终于来到哈勒尔,缓解了多年的情结。意外的是,兰波最早提出的那条铁路,成为现实,又沦为废墟。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9 年第 01 期,作者:刘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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