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价值或力量何在?在我来看,在人类的多种叙述方式中,它是最难使之「纯正」的一种,它天生需要细节,需要变化,需要异常。

孔子的文学观是什么?简单却不易说清。

春秋时代,文学未如后世发达。就已知而言,明显的作品,只是一批诗歌。在此之上,自觉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圣如孔子,也不可能凭空构想出对没有对象可以依附的理论来,何况孔子从不擅长搭建概念体系。另外,在可信的范围内,孔子传下的言论非常少。涉及文艺的更少,从只言片语中可以归纳或谨慎推论出的观念,不太可能是丰富的。作品稀少,形式简单,不属于时代的中心焦虑,未引起过足够规模的辩论,亦未因其在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引发哲人独特而深入的思考。在这样的文学时代,简单的文学观才是合情合理的。

但后人越来越认为简单以及不连贯的精神活动是难以接受的。何况什么是「文学」,意见从不统一。从最广意义上的一切写作,到修辞性强的写作,到想象性的写作,范围可宽可窄。文学作品并非只接受「文学批评」,绘画可以拿来糊窗户,诗歌也有许多用途,比如求婚,比如颂圣。对诗歌的观念,自然也可以有多种角度,比如可以以颂圣为纲、以皇上开心程度为标尺写一部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读来一定很奇怪,但并不是不合法的。我们提到「文学观」时,总是想到那类关注使文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特征的思维。但我们知道,在人类的观念史里,这反倒是稀少的。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的观念史,厚度和版税都可忧,我们见到最多的,还是混合的考察。这类文学思想史,只要作者心存着将文学当文学看的一点气概,并不会因为其不够「纯」而减少价值。因为纯粹的文学进程只存在于想象或抽象,在实际中,既然文学活动如此广泛地与其他活动掺和在一起,接受哪怕是目不识丁之人的吹嘘与刺击自是命运中的应有之义。只是这样一来,当考察孔子的文学观时,所需注意的事情就多了,话也难讲了。

现代汉语中「文学」一词,出处便在《论语》中的《先进》篇。原意只是多读书,善于润饰,言行都很精致。所谓文学游夏,用现在的口语,就是这二人「有文化」,是个「讲究人儿」。

文者,纹也,似乎是表面功夫,而孔子特重之。孔子批评子路,说他「喭」——这个字的意思和「质胜文则野」的「野」相近,指一种粗糙的作风。孔子又曾对子路细细地讲:「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几种弊病,即不文的表征。文学连用,因为在孔子看来,「文」作为一种修养,来自学习,如孔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便说他配得上谥文。

所谓学,就是取得对事物的广泛知识。「博我以文」,不博无以成文。文质之辨,是中国的一个古典命题。我的感觉是,从《论语》来看,孔子对「文」这一概念背后的一些特质有所感觉,然而没有机会充分阐述。也许,文质相对,并不是探讨这一精神现象的最好门径。孔子确已意识到「文」与博学,不只是表面功夫。对意识来说,事物的细节,不一定只是局部或过渡甚至迷障,而简单性法则,更未必适宜于拿来引导人的精神进步。下文将要提到,孔子的文学观是实用的。但孔子重文,强调对事物本身的兴趣,已经为进步留下了一扇门。至于这扇门是如何被他的所谓后学陆续关闭,则是另一件事了。

谈论孔子的文学观,人们最注意的是他议论《诗经》(这里《诗经》是省事的说法,在孔子时代,诗虽有结集,但多半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面貌)的两句话。第一段是《阳货》篇中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一些实用功能之外,孔子说到了「兴」。什么是「兴」?各家所解不同,但大致上同意「兴」涉及情感活动。而情感是最难规范的。古代的帝师或其预备队所从事过的最凶险的理论工作,便是研究如何统御人的情感。这一工作在理论上危险,在实际中凶恶。他们或引孔子为同道,其实孔子只是想用礼义约束情感,还没想过要从源头上把它统一到什么上来。孔子甚至倾向于将道德视为「个人激情的自然表达」(麦金太尔语),而非视为憎恨激情的一种发明。

从《论语》看,孔子对诗歌的主要态度是实用的。评价尺度非政治即道德,这也许与当时诗的地位有关,但我倾向于相信孔子对诗的力量不会没有感觉,只是诗没有像音乐那样感染过他。

孔子对音乐,自然也持实用的态度,以为教化的手段(顺便说,孔子评论诗,应是连相配的音乐一同谈论),所以他要「放郑声」,他到武城听到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但他确实曾被感染,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感慨说没想到音乐入人之深,竟到如此地步。

孔子的常用词之一是「礼乐」。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前两句相当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音乐的地位如此重要,至于放在礼的后面,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如果可以胡乱猜想的话,我会说,也许音乐中有他老人家自己也不理解的力量,故崇拜之。

再看孔子的另一句话,来自《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这三字争议很大。第一,《诗经》中「邪」诗不少,所谓郑卫之音,何得谓无邪?第二,「思无邪」是孔子引自鲁颂中的《駉》,而在原诗中「思」是语气词,那么,孔子仍旧将它做虚词用,还是转义为实词?

且不管它,只注意「无邪」二字。这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说到底,是权力的评判尺度。孔子删诗之说,流传两千多年了,而今天看,恐怕只是传说,而后世之人,删诗、禁诗,那可是风起云涌。删而不净,禁而不绝,该怎么办,则是古老的重点研究课题。让所有诗人语句,一归于纯正,自然好,如若做不到,还有更好的,是让读诗的人无邪。如朱子所说,「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文革」中出版过一点封资修大洋古,特别注明供批判用,便是此意。朱子毕竟是书生,有点迂腐。试想如果邪诗满地跑,读者「思无邪」也有点难,看来还是删之禁之,方为上策。

孔子为什么说诗三百都无邪呢?我想有几种可能:第一,原因不明;第二,只是跟弟子聊天时的即兴之语,不必较真;第二,他所说的三百篇与今本《诗经》的篇目不同;第四,他确实认为无邪;第五,他喜欢诗,虽然觉得有点杂音,还是选择用「无邪」来给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好打掩护。

文学的价值或力量何在?在我来看,在人类的多种叙述方式中,它是最难使之「纯正」的一种,它天生需要细节,需要变化,需要异常。虽然不断受到观念特别是政治及哲学观念的侵入,而不堪造就,但总能挣脱束缚。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若干个精神黑暗时期,文学往往为越狱之先锋。从人类的共同经历,到个人精神的变异,甚至当历史叙述都屈服于权力或抽象概念的统治时,文学总能偷偷摸摸、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杂驳的记录。它可以是王公的花园,也可以是孤臣孽子的自我流放之地。人类之进步或与文学无关,进步而仍为人类,则与文学有关。

《乐记》里,魏文侯问孔子的弟子子夏:我正襟危坐,聆听古乐,立刻就想睡觉,可一听通俗点儿的,毫无倦意,这是为什么呢?

子夏的回答了无新意。不过也怪不得子夏,这是个千古难题。假如我来设计一种完美的社会管理,王权与哲学的完美合作是不难实现的。但在拥有了抽象概念与皮鞭这两种最强大的教化工具之后,我会发现还有些东西,实难驾驭。文学、艺术、音乐,都是如此。固然可以推广纯正文学,但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纯正文学是「好看」的,而好看的,又没有纯正的。而人们又偏要好看,实难矫正,看来只有请出生物学来共治天下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句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是冤枉了小说家,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小说家。只是小说这东西,天性顽劣,说不定还是禁绝的好,或者用计算机来写,再让计算机来读。

回到《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句很有意思的话,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也许是孔子太爱讲君子小人,以至注释家也只向人心上说解。如果《国语》的相应记录是可靠的(看来像是经过后人的增益修饰),这一思想出自西周末年的史伯。《郑语》中,郑桓公问周朝是不是不行了,史伯说肯定不行啊,一大原因是「去和而取同」。

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不同事物的调和,「同」则是纯正无二。「和」的思想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有趣,「同则不继」则是相当高明的认识。史伯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只有一种声调,肯定不好听;只有一种颜色,没什么看头;只有一种味道,不会好吃;只有一种事物,无从知其高下精劣。这道理很简单,又很深刻。

孔子的文学观似是实用的,但既然他讲「和而不同」「博学于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便相信,起孔子于地下,看到当今的纷繁乱象,他多半会喜欢的,甚至会天天守着电视看,也未可知。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2018 年第 46 期,作者刀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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