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许多好事,孔子不得居其功;许多坏事,孔子也不该承其咎。

一个朋友新近读了《论语》,对我谈了两个印象。第一,读过之后,合上眼睛,脑里浮现出的孔子,是个智者,是个好人,就是爱臧否人物,话很多。第二,他发现自己早知的许多箴言成语,都是从《论语》里来的,很是佩服,但同时觉得孔子对人对己有时过于严厉。

我很赞赏他的「合上眼睛」想象,——一个无法想象的人,不过是些事迹和言语的集凑,没办法成为玩味的对象。我读过老子的书,完全想象不出他什么样,没有身影,没有体温,比柴郡猫还少一张脸。《论语》所记有点杂七杂八,在我看来这是这本小书的美好之处,使孔子成为可想象的。比如,我正在马路上挖一个陷阱,一回头,无所不在的他老人家正如获至宝地瞧着,我能猜想他会发表什么意见,——不是我会猜得对,而是有的可猜。

孔子话多吗?不好说。孔子是教师,想必话不会少,「不言之教」或当头棒喝教学法纵然高明,却不是他的方针。但仅从《论语》或他书所记,还看不出他是个爱唠叨的人。如果说「话多」指的是对各种事情都有话说,都要发表意见,那他诚然话多,不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人,而是他把自己当普通人看,——我们普通人,不会限制自己轻率地发表意见,特别是私下里,拣起来就说呗,反正没人记录。

孔子知道弟子会记录他的话,只是没料到会传诸万世,没料到很多话被后人奉为金针。不然,我敢打赌,他在发表某些评论时会小心些,对适用范围做出限制,或告诉弟子「这个就不要记了」,或「你可以录音但发表前我要审查」,等等。

等到他的话成为格言,他已经管不着了。《论语》里孔子说的话,成为格言的,至少上百条。以下大致归类一下,只拣那些流传最广、咱们最熟悉的话来做例子。

第一类是对社会现象或人的品质的观察以及总结,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三人行,必有我师」「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第二类是精练的道理,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

第三类,也是最可斟酌的一类,是立身的信条或道德戒律,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怨天,不尤人」「小不忍则乱大谋」「道不同,不相为谋」「当仁不让于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格言(或箴言,名言,警句,谚语,座右铭,成语等等),是人类传递经验和智慧的一条捷径。有人提出格言的最小集概念,指的是在一个语言体中,有哪些格言是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的。做过一些统计,得到的数字很可观,有好几百条(我只记得一个数字,在俄语里格言的最小集是八百条)。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熟知一大批格言,这些格言塑造认知,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反应、对他人的判断,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表达。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乐意还是不乐意,我们接受、传递格言,享受格言对判断的负担的减省,也苦恼于格言偶尔带来的大小麻烦。我还没提人们热衷于创造格言呢,比较明显的是当今网络时代,谁要是发明一句俏皮话,给传诵开来,没有不高兴的(至于传诵多久,能否成为后世的格言,那是另一个问题)。

多数格言来源不明,所以我们通常的印象是,它们是「集体创作」。我们会想,「天下蘑菇云,地上雨淋淋」,显而易见是多少代的观察所得,还有让人毛骨悚然的,「两人不看井」「七十不留宿」,也一定是若干经验的汇集。然而经验是公共的,表达是个人的。主流理论认为,所有格言都源自个人。比如我们常说的「大鱼吃小鱼」,追溯一下,来自西谚,再追溯一下,能一直追到古希腊的赫西俄德,那可是差不多一万年前的人物。当然,格言在流传中会给加工,会有些变型,然而不管怎样,话总是出自一张嘴,如果一句话表达了为人认可的智慧,那就很有机会流传。曾有个英国佬总结说,格言就是一个人的机智,大家伙儿的智慧。话说得不错,所以他这话本身又成格言了。

汉语的流行格言,孔子一个人的贡献,足有几十条,没第二个人比得上。我们说孔夫子影响中国,这是因素之一。而孔子有时招人恨,这也是因素之一。

格言是普遍的,但并不以定律的方式生效。康德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德的原话是用一切靠得住的手段来挣钱,这里且换成孔子的话)为准则,别人有笔钱放在他那里,现在那个人死了,没有别人知晓此事,那么,他的准则,是否可以延伸一下,运用于此呢?——我们都会说,不可以。但为什么呢?康德说,如果这样,就没有人会把钱存在别的地方了。最后这句解释不怎么高明,但我们努力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准则的普遍性没有办法来自具体而微的经验性实践,人各自的禀性和追求,会破坏每一条试图植基于禀性和追求的准则,而「有道」或「靠得住」这样的限制本身根本靠不住。如果我们刨去康德底层的意志学说,他说的实际是对的,经验本身并不能产生完全普遍的法则,何况格言只是一种大概其的表达。

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我们觉得,说得不错啊。好吧,来了一个人抢你的钱,夺你的自由,让你每天背诵他发明的口号,你该不该反抗?反抗是成人之恶,不反抗也是成人之恶,何况你一反抗你就不高兴,算不算「已所不欲」呢?——这些是肤浅可笑的问题,但并不是简单地引入「正常权益」一类的概念就能解决的。说到底,追求公式式样的道德律,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

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烦恼,比如在与人讨论问题时,对方用格言警句或谚语之类,作为论辩的前提。你自知能够推翻他的论述,比如指出他不恰当地扩大了格言的适用范围,或者试图精确地使用本来模糊的格言,——论辩中可以将公认的成熟观点作为根据,但格言并不是经常能满足——事实上,很少满足——这项要求。你知道这一点,但你还是输了,因为对方只说四个字,你则需要一整篇大道理,才能完成反驳,然而等你说完了,他再抛出四到六个字的格言,你就只好放弃了。

如果他用的是孔子的格言,你可能会悻悻地想:孔子这个人真不像话。

我们小时候,学习格言的过程往往是不快的。父母会相当惬意从武库里掏出一两句格言,使我们处境狼狈,无以辩驳。等长大了,发现某句曾深为痛恨的话来自孔子,又会想,孔子这个人,就会跟人过不去。

汉语里的格言成千上万。一个人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对任何一种行为(特别是从背景中孤立出来后),我们都能至少找到两条格言,一条大为赞扬,一条痛加申斥;对任何一个人,都至少能够找到两套格言,在一套里他的离世让人哭泣,在另一套里他的降生让人哭泣。这是格言的特性,也是格言招人喜爱之处。对通情达理的人,在健全的社会里,格言的这种随意成分不会带来多大麻烦,但换一种环境,事情会不同。在僵硬的心灵里,在僵硬的社会里,格言被用作教条;占上风的人随意诋毁他人,被诋毁的人很少有机会反驳,从这样的社会逃出或打算逃出的人,有时会觉得孔子是个专给大伙儿找麻烦的人。

回看前面出自孔子之口的三类格言,每一条都有道理,每一条也都有使用上的风险。其中有宽厚的,也有确实相当严苛的。对那些严苛的教训,我们不太清楚孔子是否自信地当作原理来发表,抑或是在描述一种倾向,而修辞上有所强调。但孔子已矣,古代的风尚与今天不同,人际界限比现在模糊,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长进,怪罪到前人身上,也不怎么合适。

再看格言的本质。几个字,最多几十个字,何以承载那么丰富的含意?在多数格言里,语义是稀薄的,隐喻的比重很大。一句格言,或隽语,之所以意味深长,是因为附着大量的经验,所以说,没有经验的人、或出于某种原因藐视或拒斥经验的人、认为抽象的教义高于一切的人、恶意的人,在他们那里,格言确实可能成为凶器。当然,这不是格言本身的错。

简单地说,中国的许多好事,孔子不得居其功;许多坏事,孔子也不该承其咎。这说的是孔子本人,至于他的真假后学,就不好说了。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8 年第 16 期,作者刀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