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人知道如何达到至善,它便是一个没有说明书的利器。

又到了星期二。用光了借口之后,我幸灾乐祸地躺下来,准备接着胡说《论语》。研究《论语》的人,要参考的书少说数百,多则论千。我不是专家,只预备了几十本书,堆在床边待查。今天我注意到,就这一点书,垛成两摞,也高出床沿许多,有点像故纸堆了。然后想,我到底在干什么?可能,任何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古旧事务,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这么问自己吧。都会怀疑,这种注意是否使人以求知出发,却以沉湎于虚构为终点。自己所使用或虐待的概念体系,究竟使自己离世界和真正的知识更近,还是更远?按说,探究使自己的世界扩大,但谁能说不会有这种情况,人的精神在发现新的对象的同时,也发现了画地为牢的机会,就像光线发现了一粒尘埃,它照亮了,也被吸收了。

历史是先前的今天,今天的人,除了少量精进勇猛之士,谁敢宣称拥有未来的答案呢?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似乎只不过是给遥远的后人留下一些机会。如果后人过得好,我们不敢说那是我们的功劳,如果后人过得不好,我们也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同理,古代智慧是富有启发性的,是传承的,但要说古典知识中藏有我们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我是不相信的。在人类社会这一领域,古典学者的价值大概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先秦诸子,一个共同认识是他们的社会是失败的,这些人要变革,变革不成,才退而著书立说。一批不知如何改造自己世界的智者,会知道如何使未来世界更好吗?深可怀疑。

不止如此。孔子的思想或《论语》中的见解,是一把芳草的良种,围绕这最初的,我们有了一大片森林。两千多年里,无数生物来这里生根、成长、攀附、传播,这不是单一作物区,这里有数不清种类的草木,还有蚱蜢、兔子、猫头鹰和蛇。而所有这些生命,都宣称是孔子的精神亲属,甚至嫡传后代,它们彼此厮杀,又互相依存,死亡提供美妙的养料,生命在腐烂中更新。这是美丽的森林,又是暗无天日的森林,它如此茂密,你在里边每走一步,鞋子都要陷入肥沃的土,植物的须齿拉扯你的衣服,鸟儿唱着动听的挽留之歌。这里食物充足,精神自足,你可以不费心力地在这里过完幸福或悲惨的一生,如果不想离开,也不会见到这森林的狰狞一面。

常见的是,一个人自以为在「寻找」孔子,找到的则是踞床乱书的秦始皇和董仲舒们。今天的人,直接拿起《论语》来读,有没有可能直接去理解孔子呢?也许有可能,但相当难。流传至今,《论语》每字每页,都给泡在酱里。这是在两千年里,由无数人,其中不乏好人,不乏仁人志士,一块儿酿造的一坛「君子酱」。君子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但君子也很会造酱。

沉浸在这样颓唐的想法中,我还要继续说《论语》。孔子思想的核心,很多人说是「仁」。《论语》中「仁」的地位仅次于「圣」,是个人伦理的最高境界(「圣」则要博济万民了)。什么是仁,仁者见仁,其说不一,但「仁者爱人」,说它是一种发于广泛的同情心的、永远自省的、不为外遇所撼的道德上的自觉状态,总不会很错。这确实有点难,孔子说他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他所举过的仁人的例子,寥寥无几。而如殷之三仁,更像是一种表彰之言,因为微子、箕子和比干只留下一丁点事迹,按孔子的标准,是否从不巧言令色,是否恭宽敏惠,是否不忧不惧,谁知道呢。

最简单地说,「仁」就是至善,孔子所定义的善;仁人就是好人,大好人。孔子在《论语》描述的仁善,如果从道德尺度上看,在今天也是相当适用的,或者说,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在今天也是好人。

在遥远的古代,建立一种美好的观念,至今还有效,这是古典思想者的伟大之处。至于如何把这些观念实现到人类社会生活中,那完全是另一种事情。

孔子不仅仅是道德家,更是美好社会的向往者。他不喜欢自己的时代,他认为人类不应该那样生活,他相信人有向「仁」的方向进步的能力,他甚至相信人类可以建立起完美的秩序,使人人成为或接近仁人,或心甘情愿地接受仁人的节度,过着有礼义的生活。他的「仁」,也是社会理想。

但如何实现呢?

先看《论语》里有句引起争论的话:「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利」与「命」说得少则罢,「仁」在《论语》里出现了好几十次,怎么能说少?何况「仁」在孔子思想中很重要。于是有许多解释。其中一种是解「与」为赞许之意。但这样一来这句话就很怪,「言」「与」并列,读来很别扭。何况《论语》中「与」字八九十见,再不见这种用法。

有没有可能孔子确实罕言仁呢?第一,古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孔子说仁,多是答弟子问,而在这些回答中,一次也没有出现完整的定义,总是只言片语,从侧面来描述这一概念。第二,我们所见《论语》,某一话题出现的频率,与孔子实际讲论中该话题出现的频率,虽然相关,但相关的程度,不得而知。完全可能的是,孔子经常讲的某些见解,弟子听得耳熟能详,自不用重复记录。比如孔子一定常问「今天中午吃什么」,而弟子的判断是这没必要「书诸绅」,所以我们在《论语》中见不到类似记述,而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午饭的内容。如果仁是孔子偶尔强调的,同时又是很少讲的,弟子自然好奇这一高深的理论,可能会经常提问,偶有所答,立刻如获至宝地记录下来。所以孔子虽然不常说仁,弟子有闻必录,这难道不是大有可能吗?

再看《论语》中另一处。「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讱」是说话谨慎的意思,孔子说,仁,践行起来很难,哪能挂在嘴边啊(看来满口仁义道德,不一定是仁人的标志)。孔子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看来,孔子罕言仁,并非那么难以想象。

如果说个人之仁难言,社会整体的仁,就更难言。一个社会如何达到仁?孔子似乎以为途径是在圣人的率领下,社会成员发生道德进化。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也就是说,孔子对社会问题给出了一个伦理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虚无缥缈,很难说不是思想中的临时代用品。孔子不像孟子那样自信,对自己的终极方案,不曾大声疾呼地宣讲,他的执政方针,与春秋时对善政的普遍观念相去不远,而「仁政」则是远远超越时代的,有乌托邦色彩,从《论语》看来,孔子本人并不曾设计出一套在权力体系内有效的施行方案。

而后人的方案就蜂出了。在前面所说的森林里,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被腐蚀、妥协、利用到无以复加,其中所含的反抗权力的部分,融化得几乎无影无踪,而其中的个人改造、自上及下,却被无限放大,于是,「仁」反倒成了权力的柄。我们看到,至善作为观念竟然可能是危险的,如果没有人知道如何达到至善,它便是一个没有说明书的利器,只有恶人才知道如何利用它。我们看到,总会有人打着仁义的旗,来大规模地干涉个人生活,干涉社会的天然进程。如果说权力是万恶之源,人类的大恶,无不从权力的集中开始,而还有比美好的社会目标,更能诱骗我们开门揖盗,出让自己的身份的吗?

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中,看到皇权是如何将社会压至毫无活力,花一些力气,进而看到这种权力竟然依傍当初用心良善的儒家,依傍先人构想和制造出来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能不警惕吗?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一些地方正在发生,也没有会在未来停止的迹象,我们要不要想,一种无限美妙的社会观念,本身果真是来自对人类经验的正确思考吗?它是负责任的吗?当然,世界上没有危险的思想,只有危险的权力。但我们无法不生活在权力中。其实,孔子是谨慎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么谨慎。连谨慎的孔子都被利用至斯,而况他人。

孔子的社会理想,从《论语》中展露的一角来看,是以人为问题,然后以人为答案。我们不能说这是孔子仁学的缺陷,因为从古到今的绝大多数不幸,确实是秉人而成。同时又可看到的是,从古到今的思想体系,最容易为权力利用的一些,其共同特征之一便是以人为问题,以人为答案。你我、邻居、他人、外邦人、流浪汉、盗贼、将军、巫师、穷苦无助者、富而无礼者……人是多么可恼,特别是他人,是贪婪的,善变的,欺诈的,饕餮的,短视的,傲慢的,忘恩负义的,热衷权力的,生活在人群当中,很难避免改造人的想法。而既然我们不知人的缺陷与人的杰出超拔之处如何结合在一起,同时已知任何消灭或改造人或人性之一部分的努力,毫无例外地归于堕落和压迫,也许我们可以自我提醒,当有感于年年月月的日常悲剧,而要制订一种方案来消灭之,没准儿,正在草撰一部宏大的悲剧。

很多古典思想家共享的一个假设,是以人为有「神性」「本真」,或在各种体系中的各种其他概念所形容的玄妙本质。难怪个体本身容易给看成是粗劣的制品,而进步被认为不是来自纷繁多歧中的好运气,而是自我简化、整肃。从这个意义来说,一种思想,如果从者如云,迟早令思想者后悔;一本书,不管其自身多么杰出,如《论语》者,一旦读者太多,总不是什么好事。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8 年第 37 期,作者刀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