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的时代,我们无往而不在潮流之中。

八十年前,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未来世界的文盲,不再是不谙文字的人,而是不会照相的人。假如他活到现在,读到自己当年的意见,会不会苦笑?会不会重写那本《摄影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或将另一部作品的标题改为《数码时代的艺术品》?那在当年是需要特别的敏锐才能预言的,在今天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实际,他曾吃力而生涩地分析的一些因素,如此也未能因一再呈现而变得清晰,彼此的关系仍是谜团。

八十年前,照相机还是稀罕东西。现在,数码相机每年卖出几千万台,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手机都有两个镜头。没办法统计每一年里,全世界人按下快门的次数,但我想,说不定有一天,它要超过打字的次数。我喜欢读别人写的游记,然而至少好几年里,不曾读到真正的游记了。一个人花了一个月完成了令我羡慕的旅行,他发表的是一百张照片和一百字;另一个人花了一年环球旅行,然后发表了一千张照片和一百字



UZBEKISTAN. Karimov. 2008. A family planting potatoes.

UZBEKISTAN. Karimov. 2008. A family planting potatoes.

PHOTOGRAPH BY Carolyn Drake.

记录和分享。即使是最认真的写日记者,如无特别的原因,大概也不会浓墨重彩地写下「晚上吃了炒土豆丝」,然后把这条日记念给朋友听。然而在饭桌上,不乏热心的人,用镜头记录下炒土豆丝的形色,再通过网络,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这一经历。图像和语文是如此的不同,在图像中,我们规避了可能的表达错误,那错误可能来自修辞,来自不当的口吻、意图,不当的时机,不当的对象,而一幅图片,有着无辜的外表,它的主观性隐蔽又随意。如果你觉得受冒犯了,主人大可以说,那不是我的意思,如果你碰巧喜欢这张照片,不用说,那正是主人要达到的效果。

至于「艺术性」,谢天谢地,我终于能够做到——或几乎做到,不再假装有什么艺术追求了。这是最近才有的觉悟。这并不容易,因为我受过几年文学训练,而这批人,没有几个不认为自己是审美方面的行家。用了很多年我才明白,文字与艺术根本是不怎么搭界的,然而又用了些年,才将「摄影」这个词归给别人,自己只是照相。这是有点遗憾的,因为我接触照相很早,小不点的时候,父亲就允许我钻进他的暗房,做他的重要助手,就是在红光下盯着正在显影的底片,大声报告「出来了」。多年后,我成了那一种人,装腔作势地端着相机,东瞄西瞄,好像在寻找什么真家伙,对别人的随手一拍,打心眼里瞧不大起,然而自己又从来没拍出过一张「想拍」的东西,而又迟迟不承认,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想拍」什么。

这种可笑的自负,造成了损失。我的旧照片,因为自己看不上眼,随手掷弃,存下来的就没有几张。比起父亲来,真是惭愧,他的子女,每人都有厚厚的相册,自出生之日,至成年前。现在翻看,感慨良多。而我从青年到中年的一长段时间里,向不保存可资记忆的物事,对于别人的良好习惯,反而或腹诽为蝜蝂,或竟面刺其要入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第四层地狱。结果就是,现在老友相聚时,别人谈及许多旧事,细节鳞然,我只有张口结舌,因为我记性很差,又无提醒之物。偶有朋友示以当年的合影,看着真是亲切,我是一张也拿不出。



JAPAN. Tokyo. Courtyard of the Meiji shrine. 1951.

JAPAN. Tokyo. Courtyard of the Meiji shrine. 1951.

PHOTOGRAPH BY Werner Bischof.

现在我终于明白——或几乎明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里的「普通人」指的是非艺术家——照相的首要功能是记事,而不是审美活动。比如我路过某寺,匆忙中只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毫无机心的全景,一张是檐角和旗竿的局部,在当时,我一定觉得后一张「有点意思」,因为那几何形状可能是好看的。数年之后,假如我不得不从两张照片里删除其一,我一定会删除后一张,因为第一张至少帮我想起些事情,「哦,原来我曾经过扬贡寺」,甚至,如果时间相隔不算久远,能联带回想起当天的风尘,台阶上休息的一家人,那位躬身的老年妇女,在我经过她身边时犀利的一瞥。至于后一张,它什么也不是,至多是某种幻想人格的绝望努力。



For the second chapter of his story documenting the Opioid Crisis in the US, Jérôme Sessini traveled to Philadelphia’s Kensington neighborhood, a destination for opioid users seeking cheap, strong heroin.
Click here to see the images.

For the second chapter of his story documenting the Opioid Crisis in the US, Jérôme Sessini traveled to Philadelphia’s Kensington neighborhood, a destination for opioid users seeking cheap, strong heroin.
Click here to see the images.

PHOTOGRAPH BY Jerome Sessini.

是的,删照片。自从用上数码相机,我也存下一批照片了。笔记本电脑里,有大约一万张照片,在硬盘上占了很大的一块。上个月,闲来无事,我终于攒足精神,把这些照片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边看边删,最后剩下四千多张。

我一点也不后悔做这件事所耗的时间。首先,这是一个回忆的过程,很多事,如无照片的提醒,我会全然忘记的。一些人的面孔,本来也记不起的,在照片上见到一个笑容,当时相处的细节便如潮水之来了。有一张照片上,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背对着一面石墙,扬手提足,舞之蹈之。我愣了一下,便记起那是在调兵山市的一个热闹地方,人们都被几个拉胡琴唱戏的老者吸引了,我偶尔注意到这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那里打一种拳(不是跳舞),已经有些时间了。

其次,我删除的照片,有一批是重复的,同样的场景,拍了好几张,而更多的是所谓的景致。回想当时,为了拍这批照片,费了最多的心思,忽而三角架,忽而快门线,或钻到草丛里,或爬到石块上。然而这次,我把它们删除了十之七八(也许有一天我更加觉悟,把它们全部删掉)。



Along the Napoleon's Road.

Along the Napoleon’s Road.

PHOTOGRAPH BY Harry Gruyaert.

有一天我夜宿的地方下临一个美丽的河谷。半夜无故醒来,看到月色皎然,以为机会到了,竖起相机,用各种曝光拍了十多张照片。那是个特别冷的晚上,我像鬼影一样在河边折腾,冻得半死不活。这次,我把照片全删了,只留下了一张,以纪念那天半夜里的瞎忙活。

秦岭,我经过少说也得有七八次,每次都会拍些照片,加在一起大概有一两百张。这次幸免的,有二三十张吧。我喜欢秦岭,不知为什么,每次道经这里,总有莫名的感触,而我的照片,对这些感触,几乎一无表达。在我的照片里,秦岭,不论是房屋还是草木,不论是冬夏春秋,永远死板,永远单调,我真恨这些照片啊。

我去过一些草原,不同的草原。草原是单调的,然而单调中自有深意,等待我们领会。有时我领会到一点,有时没有,此时会拍些照片,彼时也会拍一些。这次重看这些照片,只有单调,没有深意,令人沮丧。于是我想,我从一开始就错了。照片只是记录下我们眼睛看到的事物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眼睛,又不仅仅只是视觉器官而已。一张照片,是一个碎片,将我们观看世界的行为,从连续的活动中分离出个个瞬间,而谎称重新拼凑这些瞬间,便可复原起初的精神活动,如同电影将画面放映得足够快,看起来便是无缝的。一次精神活动,如果是可以重温的,那也只是由于这一活动从未实际上中止,至少照片,虽然有提醒记忆之功,指望它能摄入更多的东西,如同指望当我们对着一个山丘想入非非时,自己的思想能够投射在山丘之上并改变其外表,这是不实际的。确实有些照片,特别是出自专家之手的照片,能够传递情绪等精神性的东西,我想,那只是因为经验的模式所致。



EGYPT. Cairo. street scene. 1988.

EGYPT. Cairo. street scene. 1988.

PHOTOGRAPH BY Harry Gruyaert.

删完之后,我重看了一遍剩下的照片,这一回,看到真相了。留下的照片,大多竟是记人记事之作,比如进入小镇时,隔着车窗拍下的第一张照片,面前是外表普通的墟镇,汽车和拖拉机行驶在街道上,随机的行人,没什么特点的房屋,近处一个女人的背影,她看起来就像我一样漫无目的。这样一些暗淡、散乱的照片,我却舍不得删除,因为它比起那些外表漂亮的照片,更有记录之效。我还留下了所有地名牌、所有房舍内部的照片,和几乎所有人像,这是我先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写道,四个人到欧洲旅行,一个人记得的是鲜亮的东西,漂亮衣服,公园、风景和建筑物,第二个人注意的是排水设施,门窗插销等值得考察的事物,第三个人谈论的是餐馆和跳舞会,而第四个人可能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中,至于所见所闻,只能记起几个地名。

我是哪一种呢?每种都是,又从没专心地做好任何一种。我屡次嘲笑过「旅游式」的拍照者,他们将镜头对准解说牌、大树、对联和丑陋的大门,在刻着「天涯海角」或「在水一方」的石头前面合影,像是要拍一本说明书,现在,我倒希望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希望下一次能够专心致志地游览,抛开我那些一知半解的哲学和美学,如果我不知道拍些什么,就看看别人在拍什么吧,毕竟,这是一个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的时代,我们无往而不在潮流之中,能抓住什么就抓牢什么吧。



FRANCE. PACA. François HEBEL director of the Rencontres d'Arles festival.

FRANCE. PACA. François HEBEL director of the Rencontres d’Arles festival.

PHOTOGRAPH BY Harry Gruyaert.

这次删照片的过程中,我的另一个心得,是应当克制「分享」的欲望。分享,现在是流行词,互联网的精义所在。最近,我访问了几个「分享照片」的网站,是很有名的网站,拥挤着无数漂亮照片,多数来自手机。恕我直言,看起来千篇一律。千篇一律的原因,表面上,是这些照片都经过同样软件的修饰。有一个软件,据说提供上万种修饰组合,然而便是一亿种花样,也无补于趋同的倾向,至多让这倾向不那么刺激人而已;表面之下的事实是,拍照成为共同行为,拟想中的观看者越多,拍照的个人意味越稀薄

我删掉的照片,一大部分,之所以索然无味,最捣乱的便是想给别人看的动机。我们不是孤独动物,当然要分享,可是,这愿望如果不加以合理的抑制,有可能把我们带到本来不想去的地方。分享是好的行为,但假象也寄身当中,某种虚假的社会感因能缓解焦虑,使我们迷醉,便把真正的问题隐藏起来了。去年这个时候,在青海东部游玩时,我通过手机向朋友发布过几十张照片,都是我认为漂亮的、值得炫耀的,现在看来,这些照片几乎毫无记录性,浮浅之极。

为什么将镜头对准一件东西?如果这样的决定是一种共同行为,后果是多方面的。只从拍照本身来说,若干年后,如果我忘掉了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会迷惑,当初为什么要拍下这张照片,如果记得,则会羞愧。我记得某天,在班玛和达日县之间,在雪天穿过巴颜喀拉山脉的一片山地,我一边艰难地控制汽车,一边还不时举起相机,隔着脏污的前窗,拍下可怖的前路,只为以后向朋友炫耀。这是双重的愚蠢,致自己于两种危险之中,其中较小的危险,是滑下山谷,较大的危险,是滑入虚幻。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5 年第 44 期,作者刀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