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否从事抽象思考?或说得刻薄一些,孔子算不算哲学家?

《论语·公冶长》第十三章,记录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罕》首章又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里有名言,由此生发而来:「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他是在批评宋明以降的许多读书人偷懒,不向实际知识下工夫,尽去讲茫昧难征之学,「舍多学而识,求一贯之方」。

「天」「道」两个词,顾炎武所批评的那类学人,是一瞧见就精神百倍的,「天道」连用,更如开门揖盗,须怪不得大家伙纷至沓来,上堂踞床,视主人如无物。

必须提醒的是,《论语》中孔子经常谈「天」,也经常说「道」,但「天道」一词,仅此一见,还是出自子贡之口。我们不知道孔子实际中有没有用过,但既然不见于《论语》,当代读者最好把它当做子贡自己的归纳。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子贡所说的天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夫子不怎么谈论它?

从《论语》看,孔子口中的天,是自然之天与伦理之天的混合物,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事先预设的人类活动背景。孔子所说的道,即正道,是他所认为的历史的方向,人类事务的应然之义。

子贡说的「天道」,大概不是这二者的简单融合,不然似乎不会不可得而闻。

古人的解释,大抵是纷纷抒发己心,郑玄涉数术,说天道是「七政变动之占」,何晏喜易,说是「元亨日新之道」,韩愈留意《中庸》,便说性与天道是一回事,朱熹讲天理,便说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证」。(这些人,何尝尊重过孔子呢?)

人之理性,以自身能力的充分实现为满足。春秋时代,形而上学还不发达,但孔门高弟,与任何人一样,总有追求本原的冲动,因为那是理性的能力所在。如果孔子净说些眼前的事,弟子恭恭敬敬听了,说不定心里有点不满足。子贡的话是恭维老师,里边似也有些抱怨的味道。宋代有人说,孔子不是不说性命与天道,而是这学问太深了,可与之言才与之言,上士如颜渊一准儿听说过,中士如子贡,就不可得闻。——这全然是胡乱猜测之辞,但暗含了一个问题:假如天道是指某种抽象的思辨,那么,到底孔子是自己不曾有过这种形式的思考,还是思考不成熟,故不愿示人,还是因为飘渺难征,所以忍住不说,免得扰乱弟子的心思呢?

《述而》第二十一章:「子不语怪力乱神。」古代流行的解释,是怪力乱神之说无益于教化,所以孔子不提。这是没道理的,第一,《论语》里大有无关教化的话;第二,一个人说些有益于教化的话不难,一辈子只说有益于教化的话,即使是圣人也不可想象。参照《论语》全书,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句话显示的是孔子注重经验的倾向,对原始迷信怀有疏远的态度。

孔子对抽象概念的态度,在《论语》中是模糊的。《阳货》第十九章:「子曰:吾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的「天」,与「天命」之天,似乎有所不同,而且,说孔子认为自然秩序是「天」的意志体现或自身具象,以及说他不这么认为,都解释得通,——实在无法确知孔子心里在惦记着什么。另一处:「子曰:朝闻道,久死可矣。」这里的「道」,味道有些可疑。先儒或解释说,孔子之闻道,是指得见大道行天天下,比如天下太平,自己死了也甘心。这是很高尚的境界,可惜,《论语》中「闻」字常见,大约出现了五十次,多到足以建立孔子对此字的用法,而并没有他们说的意思。但也不能确定地说这里的「道」有更为抽象的涵义,此处存疑而已。

至此,我们仍然不知道孔子不大谈性命天道这些「本体之学」的原因。中国哲学史的现代研究者中有个问题是,孔子是否从事抽象思考?或说得刻薄一些,孔子算不算哲学家?这问题信赖于哲学的定义,而且太过专门,非我所敢于求解。对我来说,一个粗浅些的问法是,孔子是哪种类型的智者?

先看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郑玄解释说,孔子不怎么讲利,因为那不高尚,不怎么讲命与仁,因为那太精深,而民不可使知之,多说无益。郑玄对孔子「罕言」动机的猜测是无端的,但他对「利」「命」「仁」使用的是通常的理解,没有肇衅,毕竟汉儒风度。

但很多人觉得说不通。《论语》中,孔子本人提到利不足十次,多是以批评的口吻,如「小人喻于利」,固可以说他「罕言」。然而命与仁呢?《论语》谈(天)命的地方可不少(当年墨子非命非儒,还专门从这里批评儒家),「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等,「罕言」何指?至于「仁」,更是孔学最重要的范畴,《论语》中此字多得让人耳朵起茧子,如果说孔子罕言仁,那他多言的是什么?

前儒释疑,或说孔子罕言利,至于「与」,是赞许的意思(《论语》「吾与点也」句中的用法)。或说孔子如果说到利,必与命和仁联系到一起,这叫「见利思义」。当然,也有少量人,至此存疑,不强为之解的。

司马迁作《孔子世家》,我喜欢的一句话,是「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想见」是想象的意思,而想象者,就是通过日常经验重建其人其事的完整面貌,对话的环境,虽然不可得其真,然而没有这种想象,就只有割裂的文句了。

《论语》是弟子所传诵的孔子言行,其中所记孔子谈某事多少,不一定表明孔子实际对某事谈多谈少,一般来说,两者应是正比,但毕竟有可能孔子常说某事,然而《论语》记载却少,或者相反。我们还可以说,《论语》传抄过程中或有文字脱漏或错误。此处这两点并不充分,我只是想说,面对古代不好理解的文本,最好的态度是存疑,理由很简单,我们不在那里。

可以「想见」的是,孔子不是从天上向人间说话,他是在与弟子的日常聊天里,东扯扯,西扯扯,弟子听着哪句像是格言警句就记下来,当时所记本就疏略(弟子知道对话环境,语义是清晰的,想不到会有后来这许多事),传诵和编辑中又会丢掉一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于是就有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样的话。何况我们不知道这句话的作者,不知道他在孔门的地位,是否能经常面聆教训,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语境里有这样的感慨或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强为之解,等于相信文本的语义是自身充足的。

它也等于相信孔子(或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所说所行,皆发自一种严密的体系,且言行自身也构成严密的体系。这种思路,有点像宋儒的「理在气先」,先将孔子至于「理」的地位,则一切现象,他老人家的一言一行,怎么可能无理呢?

回到前面的问题,孔子是哪一类智者,他有严密的概念推演体系吗?目前看来,不太像有。在《论语》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范畴,很像是他愿意让自己的思考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天命」便是其一,「仁」也是其一。可能他确实不习惯就抽象问题冥思苦想,也可能他偶有所想但没有清晰的结论,既然我们只能就眼前的材料来判断,大概只能说,孔子想的最多的是人类在历史以及伦理处境中的事务,虽然偶尔会超越此境,但我们从来没看到他在彼境中流连。《庄子》书中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大概如此吧。

所有的智者都是珍贵的,而每个人因为性情各异,会喜欢不同类型的智者。就我而言,年轻时对孔子有点看不上眼,以为那只是一种世俗哲学,泥淖中的智慧,那时喜欢的是高屋建瓴,形而上者谓之道,有点像学棋不去拈子,以为棋诀一通,盘上莫不望风而靡。那时对《老子》也比对《论语》更喜欢些,您看《老子》多爽利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谁不愿意活在这样一种阶梯世界里,因为我们固然在阶梯的底部,但也可以循此阶梯而上啊。

曹魏时代的荀粲,传记里说他「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他哥哥替孔子辩解说,圣人谈论小道,但「立象尽意」,只是以小喻大,后面有深义存焉。荀粲摇头说:「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在荀粲看来,只有性命、天道才是智慧的精华,至于仁义云云,思想的下脚料耳。

我原先也如荀粲这般想,中年以后,渐渐不太信服某类哲学。本体问题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但留意的途径,或不再是先前那种。我三十多岁时才认真读一点、一丁点儿宋明理学,效果是瞿然而惊。如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予既不敏,实不敢追随这样的高贤。同样是不懂的学问,有一种,如物理学,令人头白,而形而上学令人脱发,因为要揪着头发上天之故。所以我宁可去看点形而下的物理学,虽也是不懂,毕竟保住了头发。

这些年再看《论语》,别有感触。《论语》不是十全大补的至理流出之地(尽管很多人这么认为),里边的教训大多与我无关,但偶尔翻翻,「想见其人」,觉得亲切。而再读《道德经》,就觉得生分。老子书中智慧丰富,但某一类思想,如前引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云云,这时看来,就觉得幼稚了。

为什么敢说这么不敬的话呢?先不说上古诸文明中都有此类思想(有人认为是从生殖崇拜中衍生而来),只说理性的倾向是颇以自身的抽象能力为满意的。简单的不一定是深刻的,思想不一定是知识,想象永远不是推演。我愿意打一个赌,向儿童解释「一生二,二生三」云,要比向成年人解释容易。

所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读者来说,未必不是幸事。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8 年第 06 期,作者刀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