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目标,是人类不幸的一半来源。

唐宋以后,孟子渐被认为是承祧孔子的第一人。然而,对读《论语》与《孟子》,不能不感觉到两人的气质相去很远。比如说精神的丰富,孟子远不如孔子,而精神的丰富,虽然有些人似乎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之事,甚至以为为学多方可能令人驳而不纯,但在思想史中,我们多次见到,正是精神的丰富,拯救了一些深思者,使他们不像另一些人那样,迷醉于人类思维的可惊叹的能力,而全不顾这种能力经常将人带到离追寻真相相反的方向。对千奇百怪的知识的好奇,对人类事务的广泛关心,对春花秋月的赞叹和对抽象概念的适用性的不安,常能把人从冥想中惊醒,而冥想似应一遍遍地出而复入、入而复出,或能克服本身的缺陷,只负担指示方向的使命,而将铺设道路的工作交给更称职的其他能力。

孟子的坚定令人印象深刻。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夫道,一而已矣。」孔子的意思是说,我的哲学(在这个词的广义上)有某种基本动机,孟子说的则是,对自身的最简描述便是哲学本身。「贯」的本义是串钱贝的绳子,后世朱熹曾以此为喻,批评陆九渊之学,说若没有许多钱,只有一条绳索,把什么来穿?据此看来,如果说孔子是老财主,孟子有点像新财主,初识高明便惊为不二之学,终身奉之,不睱他顾——这个比方粗暴了,很是对孟子不敬,而我在很多方面都是敬佩孟子的。但不能不说的是,有的思想者,我们尽管不同意他的最终结论,仍喜欢阅读他们的著作,因为在他们的思辨过程中,有太多的智慧与同情心,令人无法忽视。如同一条道路,虽然终点不是我们想要的,那路上的风景,所在迷人。而还有一些思想者,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最终结论,那著作对我们的意义就有限了。孟子应该是在二者之间,而他一些后学的书,今天读来实在无味。

回到《论语》,《卫灵公》篇中有这样一章: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又《里仁》篇中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两章文义显明,在宋代之前,并无多大争议。用今天的口语转写,大意是孔子对子贡(端木赐)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人家学问大,所以见识高,子贡说,当然啦,难道不是吗,孔子说,岂止如此,我心里是有一套宗旨的。孔子又对曾参说,我的精神追求与实际主张,贯穿着一种基本主题。曾参说,是。然后曾参又对其他弟子说,夫子的主题就是忠恕。

这两段对话,引出的意见分歧来自四个词。第一个是「道」,第二个是「贯」,第三个是「一」,第四个是「忠恕」。

「忠恕」本无歧义,宋以后的学者将「道」和「一贯」提到至高后,特别是以《中庸》解《论语》,这两个词便像是渐近功夫,不足以当(《中庸》里有「忠恕违道不远」——虽然不远,离「道」还有距离)。一种解释认为,曾参那时还年轻,说深了他不懂,所以孔子只提忠恕,勉励他从「行」上用功。又有人说曾参已得深意,但恐「门人」不能理解,所以只将「忠恕」传达于众。小程子和朱熹又将其拔高,说忠恕是以己,尽己,推己,「以己,是自然底意思,推己,是反思底意思」等。立意虽高,但不得不说离孔子本意恐怕相去很远。(还有一说,称「忠」「恕」二字都有「心」的偏旁,所以是中心、如心的意思,这种拆字法很荒唐,朱子居然说它于义亦通。)可见后来不满意程朱陆王之学的人便说忠恕就是忠恕,孔子的「一贯」不是玄学,而是平常笃实的践履。清代的扬州学派,多持此论。

「道」字释义的发生分歧,与「一」和「贯」的解释相关。陆九渊说:「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意思是多学而识之类,都是「艰难支离」,而「一贯」便是看护自己的「心」,「日夕保养灌溉,使之畅茂条达」,道在其中矣。王阳明说:「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概,体未立,用安从生?」立意又是很高,但我相信《论语》的每一位现代读者,都不会相信这是孔子的本意。

朱子较陆子平实,而且重视万物之「理」。他著名的解释是:「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应万事。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泛应曲当」的意思是不论万物如何特殊,都在浑然一心的鉴照之下,这叫「会万殊于一贯」。朱子承认世上万物各有各的道理,主张多学博闻,「不可去一上寻,只须去万上理会」,这比陆子的学说亲切许多,但说到理一分殊的尽头,仍然矗立着一尊至高无上的抽象物。他注解《中庸》「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说道:「德輶如毛,则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为谓之毛,则犹有可比者,是亦未尽其妙。不若文王之诗所言『上天之事,无声无臭』,然后乃为不显之至耳。」这种「无毛」的不显之至,即是程子说的「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会是孔子用来贯穿思想的「一」吗?

《论语·述而》中,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这句话兼有自谦与讽刺,孔子在别处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似是承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上圣,但那只是传说,孔子是没遇到过的,相反,倒是见到一些「不知而作」的人。在这「次等」的多学博闻中,孔子可以自诩的,是自己并非任意漂流,而是自有怀抱。至于他内心的中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是政治理想,死生大义,还是某种个人神学,或别的什么,我们只能猜测其仿佛。

但这并不是对孔子的任何一种解释,在可信程度上,地位是平等的。尽管都有猜测的成分,一种能够与《论语》文本相印证的解释,与一种入室操戈的解释,我们采信哪一种呢?孔子本人又会采信哪一种呢?——当然,一种依傍孔子来建立的哲学,本身可能很高深,只是这不能使它在释读《论语》上更加权威,正如我们不采纳对《论语》的哲学解释,这并不包含对那种哲学本身的评价。「那不是孔子的哲学」,我们会说,虽然公元前好几百年的孔子如果有那么精深的系统思索,确也是光彩的事。

一个问题是,宋明理学所代表的特殊的形而上倾向,尽管我们不认为像其秉持者声称的那样从孔子之学中流出,但还是得考虑,这一倾向是否有一小部分源自孔子?毕竟,儒学与孔子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在《论语》中,我们没有见到孔子明确地建立抽象体系,不过他也显示了相当程度的概括喜好,比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比如回答子贡问的「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当然也如「吾道一以贯之」,这种气质与后儒的「一理万殊」 等哲学有无直接关系?对此,我个人的意见是否定的。理由是,孔子的抽象力,或者是有节制的,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充分发展,相较于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相较于后世战国时代的一些,很不显眼。每一种哲学,都有体系化的内在倾向,每一个思想家,都会或多或少地着迷于理性的精微力量,着迷于本体问题,仅仅因为后儒祖述孔子,便将一种自身的能力表达以及随处可以找到的启发,归功于孔子,有些随意了。

人有能力为自己的思维建立精密的演绎体系,这可不意味着人的精神结构便是如此。从感官到概念,这一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我们所知甚少,也不知道在自己以为寻常而可靠的推算中,对自身进行了多少种无法证实的假定。实际上,我宁可要现在这一位没有深邃体系的孔子,而不愿意另要第二个老子,宁可欣赏来自观察的智慧,不愿意替换为另一种——尽管价值并不低于前一种——闭眼深思的智慧,因为那毕竟是在两千多年前啊。

说些题外话。从古到今,每一个足够抽象的体系在解释世界时都遇到麻烦,而且随着经验的扩展,麻烦越来越大,体系失效越来越明显,然而,总会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前人选错了原点,在一代一代的努力中,永远不乏新的原点,不乏新的体系,不乏新的期望与失败,新的辩护和恼怒。不得不说,在形而上的探索中,人类所得良多,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拥有忽视「万殊」的内在倾向,使之可以用来畅快而粗暴地解释、裁决、禁止不合己意的纷繁意见,这可能是为什么历史中所有的思想专制,都会拥抱一样类似的演绎体系。这也许并不是我们形而上思维能力的过错,遗憾的是人类社会便是如此,一件东西最美好的方面尚且可以为权力所利用,何况其缺陷。

我们容易认为,社会之所以不够先进,是因为没有发明更先进的理论,或者说,激进而高远的理论竞争是我们的前景所在。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在实际世界中,我们观察到的与此几乎相反。比如正义,经常的情况是,越是普遍、高等、绝对的正义理论,越有可能导致容忍不正义的实践,当然,这不是理论家的错。也许我们的社会便是如此,也许我们自身便是如此,我们一旦将某种光芒四射的正义理论放到太阳的位置,它几乎总是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照亮万物,几乎总是造成更多更暗的阴影,让我们理直气壮地做出从屠杀与迫害,到撒谎与偷窃之类的事,而且比以前做得更多。伟大的目标,是人类不幸的一半来源。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8 年第 28 期,作者刀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