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三法归一,宣示开放决心,迈出营造公平营商环境关键一步。《外商投资法》草案的审议表决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有媒体称之为「史上最快的立法」。

施行了几十年之后,中国关于外商投资的三部法律,有望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被一部新法取代。

这部名为《外商投资法》的新法,定位为外商投资新的基础性法律。3 月 8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说明。审议并表决这部法律案,是今年全国「两会」最重要的议程之ー,也是惟一一项立法议程。

从 2018 年 12 月底一审算起,《外商投资法》草案的审议表决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3 月 4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ニ次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表示,制定《外商投资法》是要创新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以取代外资三法,该法「将提高投资环境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这一回应勾勒出此次快速立法的主要动因,即在三法合一的同时,宣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继续吸引外资的决心。



 
1978 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吸引外资、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成为国家战略。立法机关先后出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下称外资三法),标志着外商投资管理机制基本成型。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外资三法逐渐落后于对外开放的需要。2011 年,三法合一开始酝酿。此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2015 年 1 月,商务部拿出一部《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下称 2015 年征求意见稿)。近四年后的 2018 年 12 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名称改为《外商投资法》。2019 年 1 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开会议二审,并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与 2015 年征求意见稿相比,此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文本有较大精简。快疾的审议进程下,各方对于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信息报告制度等争议问题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立法机关选择了更重原则的思路,将久攻不下的分歧难点留待之后的实施条例及相关规章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就《外商投资法》草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说明时,着重强调了这部法律的定位。他表示,《外商投资法》是新形势下国家关于外商投资活动全面的、基本的法律规范,是外商投资领域起龙头作用、具有统领性质的法律,因此这部法律重点是确立外商投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规则,建立起新时代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四梁八柱」。

王晨介绍了外商投资立法遵循和体现的四个重要原则:突出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外商投资的主基调;坚持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的定位;坚持中国特色和国际规则相衔接;坚持内外资一致。

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分为六章,包括总则、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管理、法律责任、附则,共 41 条。与 1 月底的草案二审稿相比,三审稿没有大的改动,主要是文字细节上的变化。这也符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的预判。

「按照我们国家的立法程序,通常到全国人大集体审议的时候,法律草案一般不会有太多变化,尤其是已经经过两次审议。」赵旭东认为,最终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可能只在个别条款上有技术性的修改和调整。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所所长马宇对财新记者表示,《外商投资法》快速出台,有利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也有利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现实关切问题,有助于「稳外资」目标的实现。他同时坦言,诸多问题尚没有充分展开讨论。在全球最大的跨国律师事务所之一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育欣看来,立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新形势下营造公平开放型经济环境,《外商投资法》出台跨出了第一步。

外商投资来时路

人类法治史上,有一个奇迹是由中国于 40 年前创造的——在 1979 年上半年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以彭真为主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甫一成立,即草拟完成了「改革开放最急需的七部法律」:四部是确立国家政权基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两部是重建司法体系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最后一部是打开对外开放法律之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这七部法律在 1979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 日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一次性表决通过,被认为不仅是中共十ー届三中全会结出的第一批硕果,也是法治建设在中国遭破坏十年后走出零公里的里程碑。

由于当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尚缺乏实践经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全文仅 15 条。2019 年 1 月 3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次专题讲座,在题为《改革开放 40 年来利用外资法律制度的变迁与展望》的讲座中,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提及,当时邓小平接见日本一个代表团,对方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宣言式的法律」,邓小平回应称:「这个法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

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也相继于 1986 年、1988 年制定出台,三部法律分别针对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标志着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基本成型。

「启动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经验、技术和资金缺口问题,使得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成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李成钢在前述讲座上表示。

彼时,中国一直以准入审批加优惠措施的方式对外商投资实施管理,在税收征管、劳动力保护、土地供给和外汇管理方面给予了外资大量优惠待遇。

1992 年江泽民所做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外商投资领域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也在规范管理,国务院制定《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首次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资市场准入作出规范。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开放了金融、电信、建筑分销、旅游、交通等服务业,并对外资三法进行大规模清理和修订,主要内容是取消了世贸组织协定所禁止的出口实绩、外汇平衡、当地含量等要求。

在对外资实质上实行超国民待遇多年后,2008 年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开始转型。《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实施,标志着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启动并轨。此后,对外资的管理框架逐漸完善,反垄断审查、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等机制陆续出台。原有外商投资享受的超国民待遇随着立法完善逐渐消失殆尽,加之中国企业竞争力逐步增强,让外商抱怨增多。

2011 年,外资三法合一开始酝酿。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对外开放更进一步,其标志之一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等区域和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2015 年 1 月,商务部公布《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三法合一基本方向确立。实际上早在加入 WTO 之前,成为引资大国的中国就已经遇到新出台的《公司法》《合同法》与外资三法衔接难、条款重复问题,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要对外资三法进行修订,但由于多方意见不一被搁置。

多年从事外资政策研究咨询的马宇表示,2015 年征求意见稿由于部委层面在多个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一直没有提交到立法机关审议。2018 年 4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8 年立法工作计划》对外公布,其中明确当年 12 月将初次审议《外国投资法》草案。

但是,直到 2018 年底前,很多人仍觉得这部法律草案进入审议程序遥遥无期原因是外商投资制度管理等内容分歧很大。出乎不少人意料,2018 年 12 月 23 日,更名后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如期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一审,立法进程骤然加速。

「史上最快的立法」

《外商投资法》草案从 2018 年 12 月底一审,到 2019 年 1 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二审,再到 2019 年 3 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ニ次会议进行审议表决,远远短于一般动辄几年的法律草案审议周期,与 40 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三个月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差可比拟,有媒体称之为「史上最快的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每两个月开一次例会,2019 年 1 月底的会议属于临时召集,该次会议最主要的议程就是二审《外商投资法》草案。草案因何「加急审议」?中国立法程序规定,一部法律草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审议后再交付表决。《外商投资法》将取代外资三法,后者当年是由全国人大而非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因此《外商投资法》草案也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虽然 2 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也有二审的时间窗口,但根据《立法法》,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法律案,必须在一个月前发给人大代表讨论。如果常委会在 2 月底二审《外商投资法》草案,然后立即在 3 月初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并表决,无法满足一个月前发给代表的时间要求。于是,1 月底加开一次常委会会议就成为必然选择。

2018 年 12 月底的一审中,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表示,这部法律的很多规则、原则,将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也为今后一段时间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投资贸易方面的做法,提供了相关的法律依据。他据此建议,最好再加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从而能在这次二审后,将草案提前一个月发给全国人大代表。

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驻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大使的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也同意《外商投资法》草案尽快审议并付诸表决和实施,称其「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涉及政治意义,涉及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

不过,对加快草案审议进程的做法,外资企业也有些准备不足。2018 年 12 月ー审后,草案按照立法程序向社会公布,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欧盟商会在 2019 年 2 月 25 日公布的提交给全国人大的立场建议文件中称,在 1 月底——距声明的征求意见截止日期前将近一个月的时点——提前进行二审,可能让一些外资企业的意见没法被考虑进草案。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Mats Harborn 坦言,这项法律将对所有在华外国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因而起草过程应该获得足够的时间和关注。

三法合一从 2011 年就开始立法研究,2012 年开始起草法律草案,2015 年商务部出台征求意见稿,此次加速推进审议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也认为,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准入后平等监管数年来的试点、实践,以及前期修法讨论与研究的基础上,尽快通过并颁布《外商投资法》的条件是成熟的。

他续指,加快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太过复杂,若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不能尽早公布,就阻碍了原有管理体制各种规定的修订进程。「现在有很多(规定),实际上在等这个基础性法律出来。」崔凡说。

三法合一再启程

外资三法诞生的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尚无《公司法》《合同法》等企业组织法与之配合。因此,本是针对外资的专项立法,为了适应外商投资需要,基本成为「包罗万象」的法律。

「等于是单兵突进,把所有的事都归纳进去了。」马宇对财新记者表示。

曾在商务部条法司任职的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任清向财新记者介绍,从框架形式上看,以往外资三法混合了外资管理法、企业组织法和涉外合同法等多个方面、多个属性的内容,造成外资三法与《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出现重复甚至冲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也撰文指出,经过 40 年发展,中国原有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变得相当复杂,存在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三法合一工作在搁置多年后再启动,受到了各界的肯定。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均表示,赞赏中国政府将管理外国投资的三个现行法律统一为外国投资管理的法律框架。

此番提请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与 2015 年征求意见稿相比,内容上从规范外国投资为主、辅以一些促进的内容,转向更侧重于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规范内容较少,并首次在法律层面确定,在外资准入阶段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外资准入后原则上政府对内外资实施一视同仁的公平与平等监管。

「在一些发达国家,其外商投资立法主要集中在准入审查环节,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环节,而国内监管以国民待遇为原则。中国的这次立法实际上也是推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崔凡评价道,通过《外商投资法》这样一个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确定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原有管理体制的各种规定下一步就更容易得到梳理和修改。

草案的另一大亮点是保护和促进的完善。与 2015 年征求意见稿开篇即是准入管理、国家安全审查、信息报告不同,《外商投资法》草案将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放在投资管理之前,内容触及多个外商重点关注领域,如不公平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和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崔凡称,草案大量内容更多的是规范政府监管部门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在外商投资领域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的要求,在放松准入限制的同时进行必要管理,「目标是限制、规范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在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看来,「《外商投资法》的基本框架是从投资促进、权利保护和管理三个方面去写政府怎么处理与外商投资者的关系,这是中国政府回应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态度,这个定位是比较高的。」

马宇以平等参与标准制定为例,称很多规定是准入后国民待遇的体现。过去中国在法律政策制定中有「关门立法」的现象,把外资排除在外,优先考虑国内,甚至将标准制定变相为与外资竞争的工具。《外商投资法》草案力图明确,政府秉持公开透明原则,对内外资一视同仁,不搞竞争歧视。

值得注意的是,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诉求在《合同法》《专利法》中均有规定,属于内外资一致范畴,此次《外商投资法》单独强调,有助于进一步打消部分外国投资者的顾虑。

草案三审稿、2019 年 1 月底的二审稿与 2018 年 12 月底的一审稿相比,在侧重投资促进和保护的同时,也更加强调内外资一致原则。

二审稿将一审稿中「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等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同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时,二审稿将一审稿中有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之嫌的「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和引导外国投资者在特定行业、领域、地区投资」,修改为「鼓励和引导外国投资者在特定行业、领域、地区投资,并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优惠」。在提交给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三审稿中,「同等适用」的表述进一步修改为「平等适用」

王晨表示,外商投资立法要坚持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外商投资在准入后享受国民待遇,国家对内资和外资的监督管理,适用相同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继续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在行政审批改革、加强知识产权平等保护等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努力打造內外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商投资。

几大关切点

《外商投资法》草案引发的一些较强烈的讨论,与现行不利于促进、保护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有关。

草案对外商投资管理规定了多个部门和多个层次,延续了现行的商务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等多头管理的格局。

对此,有学者提出应设立专门的外商投资管理机构,一劳永逸革除弊端。马宇即认为,考虑到今后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要求,多头管理是不适宜的,「无论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方向,还是国际通行做法来看,都应该是一个机构来管理外商投资」

在美国,不管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农业的外商投资,需要申报审批的,都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统一受理、审批,并在规定期限之内给出是否通过的答复;行业管理、国家安全审查等需要跨部门协调、决定的,则是通过政府部门内部的工作机制来解决,对外就是一个部门、一个窗口。

在马宇看来,草案的安排依然是基于目前的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而来,源于这些部委达不成一致意见。他的建议是,成立编制在 100 人左右的专门外资管理机构,替代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上的万名外资审批官员

不少学者提出,应考虑明确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管理只能由中央政府行使,地方政府不应有市场准入审批权,而只能进行投资促进和服务。「地方政府不再负责外资审批,工作重心转向投资环境建设及中后期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监管服务,投资促进职能会相应强化,效率和效益也会大大提高。」马宇说。

他认为,作为一部面向未来的法律,《外商投资法》必须要有前瞻性和改革意识,改变多年来多头管理、相互扯皮、推诿责任、效率低下、监管不力等弊病。「立法不能囿于目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框架,反而以法律形式固化现有弊端,给改革制造新的障碍。若如此,新法出台不久就可能需要再次修改。反垄断管理机构的分散及 2018 年的整合调整就是一个例证。」不过,这套触动部门及地方利益的修法建议并未被采纳。

在草案审议中,引发较多讨论、争议较大的,还有「地方各级政府可以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等认为,不宜赋予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促进政策的权力,否则容易出现外资企业带着一个项目跑遍全国,就看谁给的政策最优惠的情况

不过,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地方政府在权限范围内制定执行优惠政策,符合国际惯常实践,美国很多地方政府也采取这一做法,比如为吸引来自中国的福耀玻璃落地,俄亥俄州代顿市就提供了免费厂房的优惠政策。「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加大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同时废除对地方吸引外资的考核体系。」

在三审稿中,这一条款被保留下来,并进一步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可以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措施」。

外资最关注什么

中国制定《外商投资法》,外商自然备加关切。代表美国企业利益的中国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将一份联合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

2011 年开始建立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是外资表达关注最多的一个问题。2015 年征求意见稿整个第四章近 30 个条文,都是关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涵盖了审查考虑的各类因素,但大部分内容后来都被删去。目前的草案仅表示,「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最高检察院原公诉二厅厅长鲜铁可在二审中表示,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非常必要,建议进一步充实完善,主要是在可操作性方面,什么情况是「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至少法律上可以列举一下;此外,关于审查的基本原则、审查的形式、审查的范围、救济的渠道,也应当予以规定。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大半内容被删去,部分源于不同部门间的博弈。现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采用「双牵头」模式,由商务部和发改委共同担任联席会议的召集单位。

多位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安全审查机制实际是发改委在操盘,商务部只是接收窗口。牵头起草《外商投资法》的商务部将不少关于安全审查的内容纳入 2015 年征求意见稿中,但发改委对此并不赞同。

国家安全审查与投资联系非常紧密。「谁都知道要了解你的投资政策,肯定就看你的投资法律。」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晋对财新记者表示,具体审查程序、实体性措施等制度均应在其中作出说明,这对投资者信心和预期非常重要

外资高度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法》草案规定新设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中国欧盟商会称,现行针对所有企业的信息披露系统运行良好,适用于所有内外资企业,不应再设专门针对外资的信息报告系统;若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系统,草案还应该在投资保护一章写入敏感信息不被政府部门泄露的规定。美国商会的建议声明也表示,希望草案中加入ー旦该系统收集信息被政府部门泄露或(交予竞争对手等)滥用的惩罚措施。

财新记者注意到,草案二审稿只是强化了规范,增加了外资企业未按规定报送申报信息的处罚内容。三审稿则延续了二审稿的写法。

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限制投资领域的外商投资只需向外资主管部门报告信息申请批准,但中国的外资主管部门也只能审批极少数外商投资一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2017 年曾表示,目前 96% 以上的外商投资实行属地化备案管理

为了使外资主管部门能够获得全面外商投资信息,草案做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规定。马宇直言,外资主管部门或是担心无法掌握外商投资全面信息,影响外资法律政策制定、促进和引导。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应通过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和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政府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甚至相互封锁信息,只能由政府自己解决,让投资者重复报告信息,既增加了投资者负担,还与全面深化改革方向和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不吻合」

另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被问到港澳台地区投资是否适用《外商投资法》的问题。他回应称,《外商投资法》中没有提到港澳台投资,是因为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港澳台属于单独关税区,「来自港澳台的投资既不属于外资,也不完全等同于内资,实践中会参照外商投资法进行管理,相关制度还会进一步完善。」

对港澳台资企业来说,若适用《外商投资法》,港澳台投资就需进行准入审查,失去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福利;但若不适用,又对《外商投资法》允许的诸多准入后的保护措施和优惠待遇难以割舍。港澳台地区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18 年实际投入外资总额中,港澳台三地合计占外资金额的 75.8%。

搁置争议留挑战

与 2015 年征求意见稿相比,进入审议程序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大幅缩减 130 条,仅余约 40 条。一些受到较多关注的问题,包括 VE 架构如何处理、与国际条约协定如何衔接等,本次《外商投资法》草案采取将已达成共识的原则确定化、对有争议的内容先不触及的办法,以求「最小公约数」。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一审时举强制转让技术的例子称,草案提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这句话在实践中怎么把握?笼统地回应,将来很难执行,也不能起到给外国投资者信心的作用」。在第二次审议时,他再度提出,「到底是用什么行政手段强制?涵义不清楚。是不是可以改成类似于『不得以技术转让作为准入的条件或者限制』,这样针对性很强,同时也避免对我们得益于中国市场规模的商业性行为自我限制过度」。

中国欧盟商会在针对一审稿的立场建议中,也专门提到该问题,称这一条款为非行政机构使用任何其他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留下了可能性。

「这部法很精炼,也比较原则。」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徐绍史在一审中表示,建议相关部门结合《外商投资法》的法条,把现有的其他法规做法作一个系统的梳理,使之紧密配合,相互衔接。

崔凡也认为,这一次的《外商投资法》仅仅规定基本框架、基本原则,以尽快推出基础性法律。至于还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可以在实施条例中再进一步规定,让它更加有可操作性。实施条例可以由国务院制定颁布,不必通过全国人大,一些更为具体的操作规章由各个监管部门制定颁布即可。

美国商会在建议书中亦表达希望:「我们敦促中国相关部门尽快制订详细的指导规则和实施措施,以提高外国投资者对监管环境的确定性和信心;并修改其他现行法律,以确保外国投资在政府采购、标准制订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制方面得到公平对待。」

外资三法归一还存在过渡期的问题。欧盟商会在立场建议中提到,外资三法废除后,相关政府部门有必要尽快出台更详细的配套法规,以确保平稳过渡,避免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草案也对原来按照外资三法设立的企业提供过渡期,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崔凡称,三资公司在企业运作形式、合同续签等如何过渡的问题上反映较多。

徐绍史表示,《公司法》的修改已经列入了立法规划,下一步将很快进入立法程序。建议《公司法》修改时,多听取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使得《公司法》的修改更符合各类企业的实际,与《外商投资法》做好必要的衔接。

从实务的角度看,此次修法最大的成果就是取代现有的外资三法。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育欣表示,内容大多是重申、强调或者把已有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

在他看来,其实也不能完全寄望于实施条例。实施条例对例如 VE 架构等问题有用,但知识产权等问题就不是仅靠条例就能解决的,关键在于具体执行。「公平对待是做出来的,法规条例说得再好听也没有用,是要时间来证明的。」他说。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2019 年第 09 期,记者:王力为、张娱、单玉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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