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新星用非传统器乐老调新弹。

「要解决越南问题,」美国上将威廉·德普伊(William DePuy)在 1966 年说,「就是要投放更多炸弹、更多炮弹、更多汽油弹。」但是究竟该往哪投?为了引导轰炸,五角大楼的天才小子们计算了不同的村庄分别对美国政府支持的南越政府构成了多大的威胁。他们把来自 169 个指标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将这些数据转化成分值,再把分值转换成从 A 到 E 的字母等级。字母等级越低,轰炸越猛烈。

将近 50 年后,这些字母等级引起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的注意。她意识到,这些字母等级为验证德普伊的解决办法效果如何提供了异常清晰的工具。一个得分 1.5 的村庄和一个得分 1.49 的村庄几乎同样不安全,但是第一个会被划到 D 档,第二个到 E 档,因此后者会遭受更猛烈的轰炸。要判断轰炸的有效性,研究人员只需要在两者间作比较。很简单。

但也不简单。因为那些分值没能保留下来,只留下了字母等级(以及因 IBM 的一场诉讼而保留下来的 169 个指标),这给研究带来了不便。为了重建连接分值与等级的算法,戴尔开始了她所谓的「寻宝」旅程。她偶然发现了一篇旧的期刊文章,说军方已将数百份陈旧记录移至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等待编目。她顺着这些文件的踪迹找到了麦克奈尔堡(Fort McNair),那里的一位军事历史学家翻找出了她进行反向计算所需的矩阵数据。

戴尔才 30 多岁,这种执着帮助她成为她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调查策略可比她因之出名的那种要简单得多——就是四处询问,寻求资深经济学家的建议。他们列举了 60 多位有前途的青年经济学家。我们把名单缩小到八人,认为他们代表了经济学的未来。他们分别是:戴尔和她在哈佛的同事以赛亚·安德鲁斯(Isaiah Andrews)、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和斯蒂芬妮·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麻省理工学院的帕拉格·帕塔克(Parag Pathak)和海蒂·威廉姆斯(Heidi William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村惠美(Emi Nakamura),以及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阿米尔·苏非(Amir Sufi)。这八位经济学家从整体上展现了巧妙的实证主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的结合,令人赞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既代表了经济学的正确方向,也体现了美国顶尖大学在挖掘人才方面的敏锐眼光。

这是我们第四次评选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一种模式已显现出来。在 1988 年的第一次评选中,出色的理论家占据了主流,他们用新的分析方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的政策问题。据那一代经济学家的一名成员说,那时理论家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莫扎特。其中两位大咖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后来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4 年在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奖。



 
那时候,实证研究的声望较低。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爱德华·利莫尔(Edward Leamer)在 1980 年代更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几乎没人把数据分析当回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几乎没人把其他任何人的数据分析当回事。」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对自己的统计测试做足够的调整,就很容易宣布获得了看似重大的发现。

到了 1998 年,理论开始让位于新实证主义。那年我们选出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认为,随机测试可以变革教育,就像它们改造了医学那样。我们选出的另一位青年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卡罗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展示了一种「准实验」技术的创造潜力:工具变量。她想知道招生竞争是否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但这很难衡量,因为教学质量也会影响招生竞争。为了解开这个结,她采用了意想不到的第三因素——河流——作为「工具」。河流密布的地方往往会分出许多学区,导致这些学区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如果这种地方的学校也更好,那可能就是由于学区间竞争的存在,而不是因为更好的学校会形成更多的河流。

那一年,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中的莫扎特是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列维特(Steven Levitt)——因为这个实证主义者奏响了「太多音符」。记者斯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曾经说过,在列维特看来,「经济学这门学科有很多寻求答案的出色工具,但却严重缺乏有意思的问题」。为了找寻更多引人入胜的问题,他信马由缰,将他的工具带入非传统甚至是古怪的研究领域[比如罚点球、相扑和电视游戏节目《智者为王》(The Weakest Link)],由此诞生了他与都伯纳合著的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还引发了众多跟风之作。

十年后,我们选出的 2008 年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中,有多人同样在实证研究方面表现出色。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令克雷默帮助开拓的随机试验成为一种惯例。布朗大学的杰西·夏皮罗(Jesse Shapiro)在一定程度上和列维特一样乐于钻研实证主义技术。她现在也还不到 40 岁,但我们不能做重复选择。

以这两批青年经济学家(以及许多其他人)的研究为代表的工作共同推动了该学科的「可信性革命」,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约恩-斯特芬·皮施克(Jörn-Steffen Pischke)写道。此二人撰写了有关这场革命运动的教科书《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像许多革命一样,这一次革命的基础同样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个人计算机和数字化的引入将大量数据带入了经济学家的工作。

像所有革命一样,这次革命也伴随着反对的声音。批评者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对理论的忽视:新实证主义者并不总是特别有兴趣去测试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形式化模型。他们的实验或巧妙选择的工具可能会显示是什么导致了什么,但并不总是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他们不能辨别运作机制,这让人不由怀疑他们的研究发现到底有多少通用性。就像从不记录乐谱的即兴音乐家一样,他们无法知道其最好的作品是否能在新的环境中再次呈现。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欠缺严肃的态度。对于《魔鬼经济学》催生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批评者称他们把经济学课题变成了鸡毛蒜皮——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不公平。2005 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抱怨说:「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都在搞些讨人喜欢的、精巧聪明的东西,而不去研究艰难而重要的基础问题。」

还有人批评新实证主义者就像醉汉一样在路灯下找钥匙。其中一些人看起来更醉心于自己偏爱的调查工具而不是研究课题本身。这让他们没有理由重复验证同样的问题,除非他们找到更齐整的数据或巧妙的新方法。这种「一中即走」的做法让一些学者感到不安,因为即使是设计完美的一次性实验也可能产生「假阳性」的结果。

深入研究

那么如今的青年经济学家如何呢?今年的入选者无疑继承了前辈在实证方面的高超技艺。他们的论文充满了让可信性革命充满活力的巧妙技巧。帕塔克和他的共同作者将擦边进入公立名校的学生与擦边落选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类似于戴尔对分列五角大楼各种轰炸层级之上和之下的村庄所作的比较。帕塔克的研究表明,顶尖学校成绩一流靠的只是想办法招收一流的生源,而不一定是靠提供最好的教育。戴尔和她的共同作者通过研究显示,轰炸不仅没有击垮那些被炸的村庄反美的决心,反而让它们的意志更为坚定。

威廉姆斯利用美国专利体系中的一些机制性小缺陷来研究医学创新。例如,有些专利审查员的标准相较于其他人更为严格。利用这种现象,她比较了较宽松的审查员批准的基因专利和与之大体相似、但被更严格的审查员驳回的基因专利。她和她的共同作者发现,正如一些人声称的那样,专利并没有阻止其他公司从事后续研究。这表明专利持有者很乐意让其他人使用他们的知识产权(但会收取费用)。

我们的 2018 年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在挖掘和提炼新数据方面可谓坚持不懈。1945 年之后,美国决定「清理」日本最大财阀的管理人员,戴尔对这带来的经济后果很感兴趣。为此,她正在帮助开发新的计算机视觉工具,将当时留下来的发霉的、不规范的信息表数字化。

一篇名为《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的论文展示了发明家如何从彼此的互动中获益。为撰写此文,斯坦切娃及其同事煞费苦心,将一份欧洲发明家名单中的大约 80 万人与他们的雇主、他们的所在地和共同发明人联系起来,以便找出哪种关系对发明最为有利。亨德伦则与哈佛大学的拉吉·切迪(Raj Chetty,另一位 2008 届青年经济学家)合作,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大量跨代际数据做研究。通过人们在报税表上填写的受抚养人信息,他们把 2000 万 30 多岁的人与他们的父母联系起来。这让亨德伦得以研究不平等的代际转移。

2018 届青年经济学家既掌握了巧妙的方法,又具备挖掘数据的执着精神,还摒弃了早期新实证主义者一些不够严肃的表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展现出了千禧一代那种令人钦佩的认真。他们研究的大部分课题既属于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又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威廉姆斯力图获得对医学和医疗保健领域的技术进步更缜密的理解,而许多评论人士随口就断言这些进步是过去一个世纪里带来人类生活改善的最重要因素。戴尔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很感兴趣,例如 1812 年之前秘鲁银矿中使用强迫劳工的情况。她说,即使在今天,仍可在秘鲁发育不良的学龄儿童身上看到这种殖民剥削产生的持续影响。

斯坦切娃研究的是税收制度,也许是经济学中最不讨人喜爱的课题。除了调查影响当今税收制度的公众舆论和价值观外,她还研究税收的间接和长期后果。例如,税收可能会抑制对培训的投入或吓退推动创新的发明家。另一方面,为了让无法直接观察到他们的才干的老板看到自己的能力,成功的专业人士往往需要努力工作。她指出,这种激烈的竞争使得他们即使面对很高的最高税率,也不敢懈怠。她与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2008 届最大遗珠)及另一位共同作者一起,探讨了税率如何影响富人工作的动力、低报收入的动力,以及不惜牺牲同事和股东利益为自己争取更高薪酬的动力。当第三个动力占据主导时,高达 80% 的最高税率可能就合理了。

亨德伦研究提供医疗保险服务时的市场失灵,他说他的研究仿佛是从奥巴马医改辩论的「头条报道里截取的」。他较近期的有关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几乎同样热门。他发现,黑人百万富翁的儿子入狱的几率为 2% 到 3%。而在白人中,只有父母年收入不超过 3.5 万美元的人才会有这么高的入狱几率。黑人的劣势并不仅限于糟糕的社区。亨德伦和他的共同作者发现,在美国 99% 的地方,黑人男性青少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都要低于白人男性青少年。而另一方面,父母的贫困程度相当时,年轻黑人女性的收入通常要略高于白人女性。这项与切迪合作进行的研究应该会对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诸多思考角度产生影响。

危机?什么危机?

简言之,我们的 2018 军团正在寻找解开重要社会谜团的智慧钥匙。不管是要挪开路灯、打开头灯还是点上蜡烛,他们都愿意尝试。

在这种以疑问驱动、以问题为先的做法上,帕塔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有关择校的研究中,他首先研究了在许多美国城市中使用的决定哪些学生可以挤进热门学校的匹配算法。以前的系统会让了解内情的家长把竞争力较弱的「保底学校」排在真正心仪的学校前面。帕塔克的研究推动了让家长表达真实意愿的机制。

如今这些得到改进的方案已流行开来,对帕塔克在算法方面的专业技能的需求已不再那么迫切。如果换作一个更看重算法而非学校的经济学家,可能已经放弃了教育问题,转而去其他领域里寻觅更易于使用类似方法去研究的问题。但帕塔克又开始探索改善学校质量的其他方法。



 
这种坚持研究重要问题的习惯应该能让这一代学者不那么容易受到假阳性的诅咒。但这并不是新一代经济学家帮助清理学术文献的唯一途径。阅读期刊有这样一个经验法则:沉闷却最终得以发表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真实的,而那些结论惊人、可发表性高的文章则不能尽信。安德鲁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试图衡量每篇文章中不可信的部分。根据他的计算,显示最低工资显著损害就业的研究论文发表的可能性是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忽略的论文的三倍。知道了这种偏差的大小,他和他的共同作者就可以纠正它。他们计算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可能只有已发表研究所显示的一半。

安德鲁斯还仔细审视了在可信性革命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工具变量。一种工具若要好用(例如霍克斯比用来指示学校竞争程度的河网),就应与研究中的解释因素紧密相关。这种关联通常要比经济学家所希望的要弱,他们在研究中对这一点的考虑可能也不如他们预想得那么充分。安德鲁斯和他的共同作者重新评估了 17 篇发表在一流经济学期刊上的文章的可靠性,指出经济学家还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他们使用的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位计量经济学家比他在经济学领域激起的涟漪更广。」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瑟(Edward Glaeser,我们的 1998 年届成员)表示。

那么,这些受问题驱动的经济学家是如何处理过去十年里最大的经济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的呢?这场灾难给准实验实证方法提出了一个难题。这种方法在数据充足的微观经济学领域要比在数据不那么丰富的宏观经济学领域更有效。宏观经济实验的范围也有限。在愚人节那天,一位经济学家传播了一份号称由伯南克和耶伦合写的摘要,这两位前美联储主席在其中透露,他们在任职期间曾进行过一项仅他们知情的秘密实验,在其中随意调整利率。实际上,正如中村惠美所指出的那样,美联储雇用了数百名博士,以确保其决策尽可能地贴近经济的运行情况(从而不是随机的)。

今天优秀的青年一代宏观经济学家中,没有谁像凯恩斯在大萧条后那样,在大衰退后重新塑造了这门经济学分支(不过凯恩斯在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已经 52 岁)。如果有的话,他们会从这份名单的举荐人那里得到更多关注。

不过,与 2008 年的名单不同,今年这一批入选者中确实有两位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将可信性革命带入了宏观经济学。中村惠美与同在伯克利的乔恩·斯泰森(Jon Steinsson)共同撰写了多篇论文,她用微观方法来回答宏观问题。她与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剖析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指数,研究了从医疗服务到麦片等通胀指数里包罗的各个项目的价格。宏观经济学家通常会研究全国的季度数据,但她的研究对时间和空间的划分要更细致。她按美国的 50 个州、按分钟来分析,通过观察金融市场在半小时内消化美联储会议上令人惊讶的微妙信息的情况,更清楚地揭示出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她最具争议性的论文之一同时也是最简单的一篇。她和她的共同作者认为,美国最近一次经济衰退后之所以复苏缓慢,并不像拉里·萨默斯(我们的 1998 届成员)认为的那样,是由严重的「长期停滞」造成的。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妇女的就业人数在经历了二战后数十年的迅速增长后已经放缓。过去,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让整体就业人数呈强劲的上升趋势。因此,衰退过后,经济体必须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才能重新赶上这种上升趋势。近几十年来,就业人数增长趋于平缓。因此,即使是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的复苏,也会把经济拉回到基本轨道上。

和中村惠美一样,我们的最后一位入选的青年经济学家苏非利用以往经济低迷时期的学者无法获得的大量数据来理解大衰退。他认为,如果美国仅仅是遭受了住房资产泡沫(就像上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或贷款事故(类似上世纪 80 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它本可以化险为夷。但家庭债务高企导致支出下降异常严重,也令应对政策(银行救助和低利率)出人意料地无效。苏非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阿蒂夫·米扬(Atif Mian)从美国各县的债务、消费和失业数据的微观地图中为他们的宏观观点找到了证据。例如,加州蒙特雷县(Monterey)的家庭在危机爆发前夕的债务是其收入的 3.9 倍。他们估计,2007 年至 2009 年间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有 65% 是因这类郡县内消费缩减所致。他们表示,奥巴马政府未能为负资产的业主提供更多债务减免,是大衰退时期最严重的政策失误。



 
我们的青年经济学家们不只以研究世界的反常现象为乐,还想要改变世界,所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密切参与政策制定。斯塔切娃现在在法国相当于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机构中担任顾问。苏非正在推动房贷还款与地方房价指数挂钩,让房贷还款额在指数下跌时下降,但如果房地产市场上涨,也要允许贷款机构从业主的收益中分一小杯羹。他和米扬还建议将学生贷款偿付与近期毕业生的失业率挂钩。

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于改变现实世界的关注正推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理论回归。一位经济学家说,在推荐某项政策改革时,理论要比现状更有利于实现某个目标。这个目标需要理论基础。像提升福祉这样的目标看起来可能平淡而又无可非议。但大多数政策在帮助一些人的同时伤害了另一些人。社会该如何权衡其中的利弊呢?

斯坦切娃和同在哈佛大学的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可采用不同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功利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的、罗尔斯主义的,等等)。与此同时,亨德伦通过计算得出,美国的税收制度实际上愿意向富人收 1.5 至 2 美元的税来为穷人提供 1 美元的帮助。这就为评估新政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准。

参与政策制定可能有负面后果。「我在大约 15 个不同学校的委员会会议上作过证,」帕塔克说, 「有的家长冲我大喊大叫。」但他又说,这也令人振奋,因为这不仅能帮助别人,还能丰富研究的内容。「在学校委员会会议上作证是我的研究想法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根据波士顿的政策,孩子们可乘坐校车到达他们所选择的遍布市内各处的学校。曾长期担任该市市长的托马斯·梅尼诺(Thomas Menino)表示,他担心这样的政策正在破坏一些学校周围的社区意识。为此,帕塔克研究了「步行区」政策,即给住在步行距离内的学童预留一些名额。这些方案中看似无关痛痒的细节结果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帕塔克说,他从中发现的理论上的微妙之处原来有着「非常丰富的」研究内涵,让他这几年忙碌不已,收获颇丰,而「如果没有与波士顿和市长互动,……我们根本不会去研究这些东西」。通过为实际问题提供严谨的答案,经济学家既可以服务社会,又能受到启发,开辟出有趣的新研究方向。

动手很重要

莫扎特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声称,这个神童根本不需要坐在钢琴前,在脑海中就能狂热地创作音乐。许多人开始相信他在晚餐后散步、乘坐马车旅行或「在安静的夜晚养神」的时候就能创作出整部杰作。

后来的音乐学研究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怀疑。莫扎特的大部分作品都有草稿,有的甚至是先在键盘上即兴演奏而来;研究人员认为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坐在钢琴前创作出来的。

上世纪 80 年代的理论家和大众想象中神话般的莫扎特有些相似,都是先在脑海中完成了美妙的演绎理论,然后才到现实世界中检验效果。今天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更像是后来的学者所描述的不那么神奇的莫扎特。就像他在作曲底稿和钢琴之间来回走动那样,青年经济学家也在理论符号和实证工具之间来回游走,寻找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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