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遭遇,牵动一家公司的命运,折射中美大国关系的走向,引发全球激辩。



2018 年 12 月 1 日到 11 日间的这 10 天,可能是华为 31 年历程中所经历的最漫长的一次等待。

12 月 11 日,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在历经 10 天拘押后,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最高法院的保释听证会法官,裁定获准以 1000 万加元(约合 5152 万元人民币)保释金获得保释(交保)。

这一裁定,使华为这家年销售收入上看 1000 亿美元(约合 6890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在 2017 年已达 474.55 亿元的中国科技巨头与美国政府的紧绷对峙稍获缓解。

而孟晚舟一人所牵动的国民情绪,和中国政府鲜明表态激起的广泛影响,也使这起事件超越了对一家科技公司命运的议论,直触公众对中国科技产品、服务和系统标准出海所面临挑战的深层省思。

温哥华时间 12 月 11 日晚间 7 时许,获得交保的孟晚舟在几名警察的陪同下,走出英属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大楼。此时,她已换下三次到庭出席听证会时所穿着的看守所绿色制服,换上自己的紫色卫衣、外披深红色羽绒服。

面对记者的重重追问,孟晚舟神色淡然、缄口不语,脸上露出几分疲惫。随后她便搭上一辆黑色休旅车离去,返回温哥华的自家住宅。

面对在屋外守候的大批记者,孟晚舟在点披萨外卖的时候,也算上了他们的份。但当外卖员把六个披萨中的四个送给记者们时,有记者虽然心动,但为了维护记者的职业伦理和专业性而没有接受,而是转赠给了附近的建筑工人。

在此 10 天前的 12 月 1 日,孟晚舟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遭到加拿大警方扣押。当时,她正自香港飞往墨西哥,并取道加拿大在温哥华转机。但由于孟晚舟在被拘后,为自己申请了不让外界公开报道的信息公开禁令,因此直到 12 月 7 日首场保释听证会举行之际,孟晚舟遭美方要求拘押的具体理由,才浮现在公众眼前。

检控激辩

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在呈交给美国司法部的文件中称,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华为涉嫌使用非官方子公司 Skycom 与伊朗进行交易。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作为华为公司的 CFO,却未如实说明 Skycom 和华为的关系,涉嫌诈欺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并刻意误导美国金融机构与 Skycom 进行生意往来,导致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禁运措施。

美国检方称,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知道有关交易的本质,「他们本应不会参与」。美国检方做出上述指控的证据,包括目击者的证词、华为的内部文件、电邮、金融记录等,还有一份孟晚舟本人曾向一家金融机构做简报的投影片。

美国检方还指控,从 2017 年 4 月至今,华为高管在觉察美方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后,就开始避免途经美国。美方称,之所以需要加拿大方面引渡孟晚舟,是因为华为自 2017 年 4 月收到来自美国司法机构的传票后,孟晚舟等高管就已刻意回避赴美,并试图通过公司的人事调动,阻碍美方的调查行为。

在证明需要拘押孟晚舟的「紧迫性」时,美国检方还指出,在过去七年中,孟晚舟获发了不少于七本的中国内地护照及中国香港护照,或还可能拥有其他美国不知晓的旅行证件。因此,如果身为中国公民的孟晚舟获得交保,可能还会用这些证件离开加拿大。由此,美国政府向与其签有引渡协议的加拿大,提出了针对孟晚舟的临时移交令(provisional warrant),要求加拿大方面先拘押孟晚舟。

对孟晚舟的临时移交令,是美国政府在 11 月 30 日对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并在同日获得了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的批准。在此前一天的 11 月 29 日,美方预先获知孟晚舟将乘坐国泰航空 838 航班,在 12 月 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而美国纽约东区地方法院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则早在 8 月 22 日就已下达。控方律师称,孟晚舟涉入多起欺诈罪嫌,每一项罪名都面临最高 30 年的徒刑。

路透社 2013 年报道,自 2008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孟晚舟曾任 Skycom 董事会成员。Skycom 是一家设立在香港的公司。2010 年下半年,Skycom 在德黑兰的办公室曾拟出售价值至少 130 万欧元的惠普电脑设备给伊朗手机通信公司(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Co. of Iran),但该交易最终并未实现。



加拿大温哥华,孟晚舟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离开住处,去往保释办公室报到。

孟晚舟的律师马丁(David Martin)在保释听证会上承认,2002 年至 2008 年,孟晚舟的确出任过 Skycom 的董事会成员,但随后华为将 Skycom 剥离,孟晚舟也离开董事会。2009 年之后,Skycom 成为独立的承包商。

辩护律师还称,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清单下的服务和设备,主要集中在石油和能源行业以及可干扰通信的科技产品,而华为和 Skycom 主要提供集中于民用通信的设备。

但控方对此反驳道,在孟晚舟本人向一家金融机构所作的 PPT 简报中,孟晚舟曾称「华为已经出售了 Skycom 的所有股权,我也辞去了 Skycom 董事会成员的职务」,但美方认为,华为仅是将 Skycom 的股份出售给了另一家同样由华为控股的公司,Skycom 仍只是华为的「马甲」,而孟晚舟告诉金融机构称华为已经与 Skycom 无关的说法颇具误导性。

在 12 月 7 日、10 日与 11 日举行的三场保释听证会,均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高法的 20 号厅举行。在听证会现场,孟晚舟坐在法官面前有单独玻璃罩隔离的席位。在法庭内,另有一圈玻璃围档隔开了辩诉区和 140 多席的旁听区。出席旁听者中有不少中国人,伊朗方面也有人员到场旁听。孟晚舟的丈夫刘晓棕则在旁听席的第一排全程陪同,位置就在孟晚舟的左后方。

在决定孟晚舟能否获保释,而非决定其是否被引渡到美国的听证会上,孟晚舟的律师马丁将辩护重点放在她一旦获得交保,绝对不会弃保潜逃之上。

加拿大向美国引渡在加人员的法律依据有二:其一是美加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其二是加拿大于 1999 年通过的《引渡法》。依照上述法条,如果美方向加拿大提出正式的引渡要求,且被引渡的对象被证明可能同时违反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则符合「双重犯罪原则」(principle of dual criminality)。但满足该原则的情况下,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对于是否要向美国引渡特定当事人,仍握有最终的行政裁量权。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向加拿大提出正式的引渡要求,只是先以临时移交令触发加拿大警方的逮捕行动;此外,关于孟晚舟是否符合可被引渡的「双重犯罪原则」,目前也仍有疑义。按法律规定,美国政府须在孟晚舟遭拘押后的 60 天内提交正式的引渡申请。如果届时美方并未提交申请,就将释放孟晚舟。

辩护律师向法官埃尔克(William Ehrcke)解释,中国文化注重「面子」概念,如果孟晚舟弃保潜逃,将使其父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和华为在全球的 18 万员工,甚至是中国都「感到屈辱和尴尬」。

为说服法官孟晚舟不会弃保潜逃,辩方律师还试图证明孟晚舟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生活根基。

孟晚舟曾持有加拿大永居权,但这一身份已在 2009 年过期。据律师陈述,孟晚舟和丈夫刘晓棕在温哥华 Dunbar 区买了一套房子,刘晓棕名下的另一处温哥华房产也在法庭上曝光,两处地产共计价值 2200 万加元(约合 1.13 亿元人民币),分别购于 2008 年和 2016 年。其中,马修斯大道(Matthews Street)1603 号的房屋隔壁,恰好是美国驻温哥华总领事的官邸。

律师还称,如获保释,孟晚舟愿意上交其拥有的中国护照和中国香港护照,以确保她不会离开加拿大。

身体状况也是孟晚舟申请保释的理由之一。在一份宣誓书中,现年 46 岁的孟晚舟表示,拘押期间她曾去当地医院接受高血压治疗。辩方律师向法官表示,孟晚舟应得到保释的部分原因,在于她患有严重高血压,身体状况不佳。

在第一场听证会举行后,中国外交部先后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John McCallum)、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就孟晚舟被拘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一方面,中国强烈敦促加拿大方面立即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另一方面,中国则要求美方务必高度重视中方严正立场,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中国公民的逮捕令。中方将视美方行动作出进一步反应。

孟晚舟被拘押事件发生之际,正值中美经贸磋商准备复谈之时。中国科技公司和美国的法律对抗激化,并引起中国的强烈外交反应,又会对从 12 月 1 日中美元首会晤后的磋商工作期带来哪些冲击,备受市场关注。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12 月 7 日提出疑问:「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国际性银行在过去几年中,都被判定违反制裁,并因此交了巨额罚款,但没有一家公司的高管因此被捕——为什么华为在制裁合规问题上被单单提了出来?」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在 12 月 6 日受访时坦言,自己事先从美国司法部方面得知了针对孟晚舟的逮捕计划。但他称,「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报告给总统知道」。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Larry Kudlow)12 月 9 日也声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12 月 1 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工作晚餐时,还不知道孟晚舟同日稍早,已应美方的要求在加拿大被拘一事。库德洛还缓颊道,「就起诉华为来说,这是一个执法行为,主要来自美国司法部」。

负责在接下来的中美经贸磋商中代表美方主谈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12 月 9 日也称,「(孟晚舟被拘)是一个刑事司法的问题,它与我,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官员正在处理的任何事务,都完全是两码事。对于我们来说,二者并不相关。」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则在 12 月 6 日表示,整起事件中的有关决定,并没有掺入任何政治考量和来自政治力的介入。「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证,我们国家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特鲁多在首次回应这一话题时还说,自己尚未就此案与中方沟通过。

中方强调,在本事件中,加拿大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毫不延迟地通知中国驻加使领馆,然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加方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官方是第一时间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有关情况的」。对于加拿大政府后续又称「在拘押孟晚舟当日便已通报中方」等说法,陆慷甚至反问记者:「你可以去问一问加拿大政府,在这个事情上究竟是中方先找的加拿大政府,还是加拿大政府先通知了中国驻加使领馆?」

在 12 月 10 日的第二场保释听证会上,控辩双方针对保释条件、保释后孟晚舟能否被足够监控等问题,继续激烈交锋。

针对被法庭视为保释关键环节的担保人问题,辩方提出,可由孟晚舟丈夫刘晓棕作为她获得保释后的社区担保人。但控方认为,其夫不适合成为担保人,因为他既非加拿大公民,也非英属哥伦比亚省居民,与加拿大缺乏法律联系;且刘晓棕过去每次来加拿大的时间都很有限,停留时间还受签证限制等。

法官认为,相较于担保人的人选,担保金的重要性居于次位。而孟晚舟的丈夫刘晓棕获准成为五名担保人中的其中一位后,他的主要责任将是确保孟晚舟尊重在法庭达成的保释条件。

在 12 月 11 日的第三场保释听证会结束前,法官埃尔克表示,美方所称「孟晚舟自 2017 年 4 月以来,就试图避开前往美国,以避免遭受刑事调查和指控」的说法,是「臆测性(speculative)的,且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

他还赞扬了法庭中的各方,在这起「极不寻常的」案件中表现出了适当行为。法官表示,此案也使加拿大的司法独立获得体现。

12 月 11 日下午 3 时许,在经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开庭后,法官宣布准予孟晚舟保释成功,并称「通过执行辩方提出的保释条件,她将来不出庭的风险,可降低到能被接受的水平」。

法官裁定的保释条件包括,孟晚舟需在温哥华 28 大道上的自有房产中居住,晚上 11 点至早上 6 点间必须待在家中。她还需上交护照,并在要求的时候随时出庭或接受关押。孟晚舟须在 2019 年 2 月 6 日重返法庭,以敲定下一步程序的日期。

孟晚舟被允许的活动范围,则落在私人安保公司 Lions Gate 划定的部分区域,由该公司提供全天 24 小时的安保和监控。孟晚舟需允许 Lions Gate 员工进入家中,还要支付脚踝电子监控设备的费用。

构成孟晚舟 1000 万加元(约合 5152 万元人民币)保释金的,除了来自其夫刘晓棕的 700 万加元(约合 3606 万元人民币)现金,剩余的 300 万加元(约合 1546 万元人民币)则由其他四名担保人分担提供。

据在场人士描述,法官裁定孟晚舟准予交保的决定,令法庭内响起了旁观者的欢呼声。孟晚舟也一边流泪、点头,一边向在场等候结果的丈夫报以微笑。

当地时间 12 月 11 日夜 11 时左右,孟晚舟通过朋友圈向外界报了平安。「我在温哥华,已回到家人身边。我以华为为傲,我以祖国为傲!谢谢每一位关心我的人。」这条信息的配图是一幅华为广告——图片中,芭蕾舞者的双脚,一只穿着美丽的舞鞋,另一只则裸露在外,满是伤痕和绷带。

引渡前路未卜

在孟晚舟获得保释后,从法律程序来看,她会否被引渡到美国,将经历严格的三步程序:美方提交正式引渡申请;加拿大法院举行引渡听证会,并由法官裁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引渡原则;最后,由加拿大司法部长决定是否要依据引渡听证会的法官裁定结果,签发引渡令执行引渡。

就第一步来说,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向加拿大提出正式的引渡要求,只是先以临时移交令触发加拿大警方的逮捕行动。自 12 月 1 日孟晚舟遭到拘押开始起算,美方需在 60 天内提交正式申请。

在正式申请的同时,美国还要向加拿大司法部掌管引渡的国际协助小组提交支持引渡理由的文件。在收到文件的 30 日内,该小组将建议加拿大司法部长,是否需要举行引渡听证会。

至于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渡申请时,究竟有几分把握,美国司法部前顾问、主攻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的 Miller & Chevalier 律所律师弗莱明(Brian Fleming)告诉财新记者,「当美国向他国寻求一名逃亡人士的引渡时,通过与该国政府官员及执法程序的协调,美国一般事先就能了解对方国家及其司法机构,能否批准这一引渡请求。」

至于为何美国尚未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要求,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 Schulich 法学院教授凯里(Robert Currie)对财新记者表示,「我相信,美国已经搜集了他们所需的证据,他们只是在完成文书工作,以确保引渡申请足够有力。」

但也有法律人士认为,美方至今未提出正式引渡申请是因为缺乏十足的信心。专攻引渡问题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律师博廷(Gary Botting)对财新记者表示,依他的判断,美国政府尚未收集足够的证据,因此至今未正式提出引渡申请,「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在投机」。「美国知道孟晚舟最终要去的是墨西哥。」博廷质问道,「为什么不向墨西哥提出引渡要求?因为加拿大太愿意向美国示好了。」

但他同时补充道,从孟晚舟的角度来说,在加拿大被拘押更符合她的利益,因为她仍拥有在加拿大的房产及人脉,也更易提供有力的保释条件。

在美方提出正式引渡申请的同时,依照美加两国间的引渡条约和加拿大《引渡法》,美国需要同时向加拿大司法部提交「案情记录」(Record of the Case),以详述指控孟晚舟的相关证据。加拿大司法部长则会根据案情记录,发出一份「授权书」(Authority to Proceed),指明孟晚舟在加拿大可能犯下的罪行。

在第二步「引渡听证会」上,引渡法官的职责是要判定:当事人被指控的行为,是否在美加两国均属违法,亦即符合「双重犯罪原则」。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法学院客座教授博格朗-尚帕涅(Jerome Beaugrand-Champagne)在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撰文称,引渡听证会的法官,仅会考虑「证据能否使案件初步成立」。如果法官在引渡听证会后认定,美方提交的「案情记录」中的证据,足以论证当事人的行为在加拿大同样犯罪,则会把孟晚舟移交给加拿大司法部长。反之,法官则会立即将她释放。

针对为何美国在临时移交令中,对于孟晚舟的指控都是欺诈金融机构,而非违反对伊朗制裁?博廷分析道,「因为欺诈和共谋欺诈等指控,在美国及加拿大法律下都是刑事指控」。但若要以违反对伊朗制裁为由指控孟晚舟,博廷认为,美方这么做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在加拿大并不存在「违反对伊朗制裁」这样的刑事罪名。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凯里也在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投书称,「国际制裁既是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也是一种法规形式。若因涉及国际制裁而支持引渡,将使加拿大法律面临新局面,并造成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据加拿大法律人士介绍,引渡听证会本身,与实际的引渡程序是相互分离的,但光是举行引渡听证会,就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若引渡对象被引渡法官认定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并交予加拿大司法部长,则加拿大司法部长将就是否执行引渡作出最终决定。如果全案被移交给了加拿大司法部长,孟晚舟仍会有 30 天的时间,向其提交辩护文件。加拿大司法部长则有 60 天的时间,斟酌是否要执行引渡的决定。

加拿大律所 Edelmann & Co 指出,被引渡人在这个阶段提交的资料相当重要,因为加拿大司法部长可以从引渡请求国获得保证或其他让步,从而保护被引渡者的权利或利益。不论是针对引渡法庭的决定还是加拿大司法部长的引渡令,孟晚舟都可以再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和司法审查。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该国司法部过去 10 年内的数据显示,90% 被外国要求引渡的在加人员最终被加拿大引渡至了请求国。但加拿大《引渡法》亦规定,如果加拿大司法部认为请求国的引渡申请恐压迫人权,或是具有政治动机,就可以拒绝请求国的引渡申请。博廷与凯里均认为,在接下来可能举行的引渡听证会上,辩方可能会向加拿大方面力陈:美方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是基于政治动机。

「加拿大的整个引渡体系是极其倾向于同意引渡的,如果要拒绝引渡请求国,要出现非常特殊的因素。」凯里在《环球邮报》投书中说,「但这次,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势。」



 
在 12 月 11 日的记者会上,美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Robert Palladino)称,美国要求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并无政治动机的驱使。而包括博尔顿、库德洛等也纷纷称,此案为美国司法体系基于调查结果所发动,与中美经贸磋商无关。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孟晚舟确定获得保释后,却出人意料地在被问及「是否会为孟晚舟案,介入美国司法部的工作」时表示:「任何对美国好的事情,我就会去做」,「如果我认为这能对达成最大的贸易协定有好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对国家安全有好处,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一定会介入。」

如果特朗普真的如他所说对孟晚舟案进行干预,他可以采取的手段又有哪些?博廷分析道,「特朗普可以说服美国司法部,撤销对孟女士的指控,或者从起诉书中抹去她的名字,或者让美国检方不要向加方提供完整的案情记录。」

而就在特朗普公开上述立场的隔天,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就向特朗普隔空喊话道,「我们的引渡伙伴不应该试图将引渡程序政治化,或将其用于追求正义、遵循法治以外的目的。」这位加拿大外长还提醒,特朗普的言辞,可能会为孟晚舟的辩护律师所用。

鉴于此案的特殊性,也有分析认为,如果引渡法官将孟晚舟移交给了司法部长,加拿大司法部长会很有可能把政治及外交因素,也纳入是否最终要签发引渡令的考虑范畴。

美国前司法部顾问弗莱明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件中——例如此案——其裁定对于美国和中国皆有明显的政治和外交后果。连带使加拿大与中美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若要说这方面的考虑不会左右加拿大司法部长的最终引渡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还向外界透露,白宫已与美国司法部以及中国官员沟通过此事。而不久前,白宫多名高官还曾经保证,孟晚舟拘押一事与中美经贸谈判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事件。

特朗普或出手干预孟晚舟案的侦办流程,以换取中美谈判筹码的表态传出后,美国内部也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John Demers)在 12 月 12 日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司法部不是「贸易的一项工具」。「在司法部,我们所做的是执法,我们不是搞贸易的。」

围堵华为 5G

美国对孟晚舟发动的这场司法狙击,究竟是为了维护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严密性,还是意欲直指华为在全球通信市场的竞争优位?

即将到来的 2019 年被普遍认为是 5G 元年。5G 指的是第五代移动网络,可提供高达每秒数 Gb 的峰值速率、毫秒级别的延时,能够连接更多的终端设备。包括工业制造、交通、医疗、教育等各领域,都可能随着 5G 应用的推广而发生重大变革。

一名美国无线行业分析师分析称,中美两国都希望成为未来十年通信行业的领导者。11 月 14 日,美国国会授权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 2018 年年度报告中称,物联网和 5G 技术正在改变各国商业及社会的交流沟通方式,「中国政府试图超越美国,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和技术创新份额」。

2018 年 5G 标准落定。北美、欧洲、韩国等全球多地运营商纷纷部署 5G 网络。其中,美国运营商 AT&T 2019 年计划在 19 个城市上线 5G,英国运营商 EE 2019 年计划在 16 个城市提供 5G,中国国内的三大运营商则将在 2019 年开展 5G 试点预商用,2020 年正式商用。

5G 设备招标箭在弦上。华为、中兴与爱立信、诺基亚一起被视为全球四大 5G 设备商,但来自中国的华为和中兴接连被多国政府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其参与当地运营商 5G 网络竞标。

2018 年 4 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议,禁止将提供给美国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补贴,用于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8 月,华为澳大利亚公司官方称接到通知,被禁止在澳大利亚提供 5G 技术服务;11 月,新西兰政府也拒绝该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之一 Spark 将华为设备用于 5G 建设的计划;12 月,加拿大前总理史蒂芬·哈珀呼吁,应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的 5G 建设。在日本和韩国,华为也正在成为政府部门的排挤对象。12 月 10 日,日本政府以「防止网络攻击、确保网络安全」为由,出台了新的政府采购相关规定,以不点名的方式实质性地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日本政府的采购名单之外。

在全球关键通信市场美国,主流运营商从未采用过华为、中兴设备。2018 年,美国运营商 T-mobile 同诺基亚和爱立信分别签订了 35 亿美元的 5G 建设长期合同,AT&T 宣布三星、爱立信以及诺基亚成为其 5G 供应商,Verizon 方面则选择了三星和爱立信。

今年 10 月,上任不久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向财新记者称,澳大利亚政府的 5G 相关政策,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制定的,「它是在谨慎、全面地评估国家安全后作出的。5G 与过去所发展过的技术都非常不同,澳大利亚会永远保卫国家关键资产」。

针对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华为发展 5G 所投向的「有色眼光」,华为显然不认同。

华为副董事长兼轮值 CEO 胡厚崑对财新记者解释道,5G 比 4G 更安全。5G 的标准是由国际通信标准组织 3GPP 所制定。3GPP 有专门的安全小组,来自不同公司几千个专家一同工作,对 5G 的安全性进行了设计,使得 5G 的架构比 4G 更安全。很多市场上有政治干扰和技术选择,不利于行业发展。

「美国政府作为国家权威机构,为什么一直要将作为商业公司的华为视作目标?是因为我们在 5G 上做得太好了,还是有一些我不确定的理由?」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认为,「5G 会带来网络安全问题」等言论,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根本不是基于事实。

徐直军还在此次采访中称,阻止华为进入预期的 5G 市场将意味着竞争的减少,而这可能导致消费者支付更高的电话费,电信运营商也不得不增加支出。他表示,「现在,我不确定他们(美国)能否真正实现成为世界第一的 5G 目标。」

事实上,即便在美国,也不全是反对华为的声音。美国农村无线网协会(RWA)于今年 12 月初向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交文件,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和资助,才有条件把现有的华为设备给替换掉。

蒙大拿州的一家小型运营商 Sagebrush Cellular Inc. 预计需要 5700 万美元来更换自家的网络设备,「除非有资助,否则一家偏远地区的运营商是无法做到的。」

华为自 2009 年开展 5G 研发项目,投入 6 万多员工,2013 年宣布未来五年投资 6 亿美元进行 5G 技术研发,后续不断追加研发投入,最终实现 5G 的全面部署。2018 年 11 月底,华为称其在全球已经获得 22 个 5G 商用合同,并与全球 50 多家运营商开展 5G 商用测试,对各大运营商的 5G 设备发货量已达 1 万站。华为中国区总裁鲁勇在中国移动合作伙伴大会上介绍,华为已与全球合作伙伴在中国杭州、韩国首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等多个城市开展 5G 网络建设。

在 5G 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层面,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统计,截至 2017 年,高通位列第一,占比 24.7%;华为持有的专利占比 15.36%;爱立信持有的专利占比 14.95%,后面是三星、中兴和英特尔。这意味着四大设备商,华为处于领先地位,但比美国芯片厂商高通专利少。

比专利积累更为关键的是在标准上的突破。在通信领域,全球设备商、运营商、终端厂商等都可以提出议案,经过多轮讨论,形成统一标准。标准意味着话语权,过去的通信标准主导权都在高通等国际巨头公司手上。

2016 年 11 月,经多轮协商投票,3GPP 最终决定采纳华为主推的 Polar 码,作为 5G eMBB(增强移动宽带)控制信道标准方案,而非美国老牌通信公司高通主推的 LDPC 码,这也成为中国在通信基础技术方案上的首次突破。

英国电信首席网络架构师尼尔·麦克雷在第九届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称,华为是全球惟一的真正的 5G 供应商,「其他人都落伍了,他们需要赶上来。其他网络供应商面临的挑战是向华为学习。」

「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中兴等主流设备商一直都在参与运营商的 5G 技术、产品测试,从测试的情况看,华为是最好的,爱立信也不错,但更新迭代不如华为快。」一位了解设备商 5G 测试的运营商人士透露。

一位与日本运营商、英国运营商沃达丰常打交道的人士称,虽然华为现在在不少国家受到政策性限制,但他希望华为不要放弃,他们愿意多与华为进行技术交流。对于华为来说,只要技术领先、产品质量好、性价比高,最终可以赢得市场。

消失的美国市场

自 1996 年进军海外市场至今,华为已在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立足,和全球运营商一起建设了 1500 多张网络。2017 年,华为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近一半。

最初,华为进军海外市场,主要是由于国内运营商重组、订单减少。在出海路径上,「华为没有刻意布局海外市场,选择先进入哪里,后进入哪里。」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曾对财新记者说,「最初,华为几乎是遍地开花,同时进入俄罗斯、非洲、欧洲、北美、东亚等市场,只是基于地域、市场竞争、政治关系等因素,有些地方收获得早,有些地方收获得晚,个别地方则迟迟不能突破。」

从结果看,华为在全球突围的路线清晰:先是俄罗斯,接着是亚非拉新兴市场,继而是欧洲、澳洲市场。伴随华为全球扩张的,是其整个组织架构的调整。一方面,是以跨国大运营商为核心,拆分自己的营运中心,建立与这些大客户对应的团队,以取代原来的事业部架构。

另一方面,华为根据全球人力资源状况组建各类全球中心。例如把全球项目开展中心、投标中心和谈判中心设在印度;将微波技术研发中心设在意大利;在俄罗斯则建立「可靠性与数学研究所」,以利用当地人才和研究基础进行算法等基础研究。

这些做法,也意味着华为战略的全球化。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始终不喜欢所谓「国际化」的说法,他更愿意别人将华为当做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至少从 2010 年起,华为内部已经不再使用「国际化」这个词汇。在他眼中,「国际化」是以中国为中心,指的是中国人往外走;而「全球化」是以世界为中心,利用全球的优势资源为全球市场服务。

美国是华为全球化征程中的最后一块高地。2002 年 6 月,华为在美国设立子公司 Future Wei,宣告正式进军北美市场。为了敲开美国以「国家安全」加固的市场大门,华为几乎已遍试所有途径,从收购到合资甚至主动请求调查,但仍无法打消美国方面疑虑。

2012 年 10 月 8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一份 52 页的调查报告,指控华为、中兴威胁美国网络安全,贴出了禁止华为和中兴进入系统设备领域的封条。

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在当时举行的听证会上披露,华为在美国发展已经十年,拥有 1700 名员工。在 2011 年,华为采购了价值 6.6 亿美元的美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过去五年,华为在美国投资了约 5 亿美元。而 2011 年,华为在美国的收入是 13 亿美元,只占其全部收入的 4%。

美国作为全球关键通信市场,华为从来就不希望放弃。但经 2012 年美国国会施加干预后,华为就很难在美国开展网络设备业务。华为在美国只销售一些低端设备,2015 年时销售额约在 20 亿美元。

2018 年 1 月 9 日,华为原本计划在 CES(美国电子消费展)期间宣布,通过 AT&T 的渠道进入美国手机市场,却遭临时取消。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并未说明合作取消的原因,只是表示「这是华为的损失,是美国运营商的损失,更是美国消费者的损失」。据知情人士透露,在 2018 年 4 月中旬中兴通讯被美国祭出「禁售令」之后,华为从美国市场悄然撤出大批人员。

在美国受挫怎么办?华为的处理方式是转移注意力,不要「吊死在这棵树上」。

2005 年获得西欧发达市场突破之后,欧洲成为华为做得最好的海外市场。2017 年,华为在欧洲、中东、非洲的营收合计 1638.54 亿元,总营收占比为 27.15%。

而在美洲市场,华为把更多的业务队伍派向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2017 年,美洲营收 392.85 亿元,占比 6.5%。

「我们不被个别西方国家认同,不要埋怨,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2018 年 9 月 29 日,任正非在华为公共关系战略纲要汇报会上说,「美国不认同我们,我们就把 5G 做得更好,争取更多的西方客户。」

提及中美贸易战,一名华为高管对财新记者表示,「现在没有看到对华为有什么影响。我们不卖给美国,美国也不买我们的,我们卖给美国之外的市场。欧洲从来都不是简单站在美国一方。」他透露,美国市场在华为内部是按小国来管理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经济上,包括可能影响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购买力。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华为应该怎么办?「我们主张打『太极拳』,首先苦练内功,内功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不要表现得像少林功夫那样咄咄逼人。」任正非在华为的 2018 年四季度工作会议上表示。

任正非在 9 月 29 日的会议上提及,当前华为还缺乏对西方世界(权力结构、文化与冲突、价值观、社会心理等)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在西方占据强势话语权和世界主流价值观地位的现实下,华为只有站在西方立场上理解西方价值观,基于西方思维方式进行对话,才能有效沟通,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新时代危与机

成立于 1987 年的华为以通信网络设备起家,2011 年的组织架构分为运营商网络、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三大部门。到 2017 年,华为已是年销售收入 6036.21 亿元(约合 893 亿美元)、净利润 474.55 亿元的「巨无霸」。华为为 2018 年定下的目标是实现销售收入 1022 亿美元(超过 7000 亿元人民币)。任正非曾公开表示,华为 2020 年的销售收入要超过 1500 亿美元(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

运营商业务一直是华为的「主航道」,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2978.38 亿元,同比增长 2.5%,占总营收近五成。同期,爱立信和诺基亚的收入分别为 1529 亿元、1810 亿元,华为领先优势明显。

2018 年全球市场风云变幻,但竞争压力暂时未在华为业绩上显现。据市场调研机构 Dell’Oro 的数据,至三季度末,华为保持上升势头,占据了全球 28% 的通信设备市场份额,较 2015 年上升了 4 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三名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分别下滑了 3 个百分点和 1 个百分点,降至 15% 上下。

Dell’Oro 称,2018 年前三季度,华为在通信上的收入几乎相当于诺基亚与爱立信相加。

如果国际摩擦持续,随着运营商在未来几年逐步加大对 5G 的投入,华为的竞争对手将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2018 年以来,爱立信和诺基亚的股价都上涨了接近 40%;三季度分别在北美取得了 21% 和 16% 的业绩增长。三星高层也将华为的遭遇视为 5G 时代的机遇。

实际上,受全球通信行业红利逐步见顶、运营商转型遭遇困境等影响,近几年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增长现疲态,2014 年 – 2017 年,增速分别为 16.4%、21.4%、23.6%、2.5%,2017 年增速已断崖式滑落。



 
华为早就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运营商这一个「篮子」里,在 2011 年就成立了企业业务,出售存储、企业网络、服务器等硬件设备。但这块业务的体量一直没有爆发式增长,2017 年只占公司总收入的 9.1%。

时任轮值 CEO 胡厚崑在 2017 年 12 月底的新年献词中表示,企业业务要在五年内成为「顶梁柱」。2011 年独立出来的消费者业务部则增长惊人,2017 年实现 2372.49 亿元销售收入,智能手机发货量超过 1.53 亿台,2018 年目标是 2 亿台、增长 30.72%。

在华为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时,全球科技行业正经历从移动互联网向智能物联网的演化过程。2016 年 3 月,谷歌 AlphaGo 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加速了本轮人工智能大潮在全球兴起。华为意识到,AI 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市场潜力巨大。华为在 2017 年将公司愿景从「共建全联接世界」改为「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 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2017 年,华为全联接大会上,时任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宣布大力发展公有云,目标跻身「全球五朵云之一」。当年华为成立了独立云部门 Cloud BU,一年多后已有数千人的规模。

2018 年,同样是在华为全联接大会上,华为向外界展示其低调潜行多年的「达芬奇项目」,拿出两款人工智能(AI)芯片:昇腾 310,采用 12 纳米工艺;昇腾 910 采用当前最先进的 7 纳米工艺,预计将于 2019 年二季度上市,目前可提供测试卡。2019 年之后,华为还有其他系列芯片陆续亮相。

华为制定了一个「全栈全场景」的 AI 战略,从最底层的 AI 芯片到手机等智能终端,再到通信设备和公有云服务,华为想让产品覆盖 AI 的所有场景,无一遗漏;而且希望自己创立的这个 AI 平台能主导产业生态。

「未来十年,AI 的主场在行业。」华为战略 Marketing 总裁徐文伟表示,「到 2025 年,全球 AI 市场将达 3800 亿美元,其中 90% 将来自企业市场。」

面对智能时代,市场认为华为在不少领域已经错失先机。在云计算方面,亚马逊从 2006 年开始布局,国内的阿里巴巴集团也从 2009 年起步;在 AI 领域,英伟达和谷歌是较早崛起的企业。此时,在「AI + 云」领地,全球科技巨头环伺,华为入局势必面临激烈竞争。

在通讯设备和智能手机领地唱主角的华为习惯了单打独斗,发力智能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开放和搭建生态链。徐直军称,华为自有办法去激励开发者使用自己的深度学习框架,比如使用 MindSpore 的开发者在使用华为 AI 产品时可以有更低的价格。「(华为提出的)『普惠 AI』很简单,就是要降价,降低门槛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而无论何时,供应链对美国的依赖如利剑悬在华为头上。一位华为高管直言,美国基本上垄断了全球大部分半导体产业,任何企业要想完全独立于美国的供应链体系之外,「不可能」。

中兴通讯是近在咫尺的案例。由于美国出口禁运令影响,在长达 88 天的时间里,中兴从生产、销售到售后一度处于「休克」状态,其 2018 年前三季度净亏损 72.6 亿元。而在孟晚舟案的冲击下,今后摆在华为眼前的出海挑战,又会是什么?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8 年第 49 期,记者韩薇、王自励,加拿大特约作者孙慧霞、刘晓东、周思,世界说朱逸蕾、 陈仲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