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一再表示,「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

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广为人知。数十年来,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几乎遮蔽了报人查良镛的身影,那些天马行空、笑傲江湖的侠客形象,也几乎淹没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挺立在香江风云中的政论家金庸。1948 年他只身下香港,1959 年创立《明报》,筚路蓝缕建立庞大的明报集团,从一个一名不文的年轻人,凭自己的才智、勇气和韧性,在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



PHOTOGRAPH BY Marina Weishaupt.

 
查良镛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举世几乎众口一词说他是 1924 年生人,那不过是人云亦云,连他本人也如此说,可档案证据和大量旁证,则显示他出生于 1923 年。他在 20 世纪跌宕起伏的乱世中成长起来,从嘉兴中学、丽水碧湖的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衢州石梁乡间的衢州中学,到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到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长城电影公司,他的求学生涯和早期职业生涯奠定了一生事业的根基。

从 1955 年到 1972 年间,查良镛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共有 15 种作品。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涵盖了他除短篇《越女剑》以外的全部作品,长期以来风行华人世界,许多作品和人物、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

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蹄声响处,辽军千乘万骑又向北行。众将士不住回头,望向地下萧峰的尸体。

《天龙八部》最后,金庸写到萧峰在雁门关下折箭自杀,曾令多少读者潸然泪下。这样壮烈的死法当然不是金庸能有的,也非他所向往的。《神雕侠侣》中,杨过携着小龙女的手,与神雕并肩下山——「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才是他所向往的结局,又或像《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轰轰烈烈之后飘然归隐,哪怕是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那样悄然归隐也好。

查良镛心里一直有一个「退隐梦」。他曾说自己最羡慕的古人,就是在功成业就之后带着西施泛舟太湖的范蠡,还有汉代的开国元勋张良。早在 1960 年 10 月 5 日,他就在《明报》发表文章:「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那时,《明报》创办仅仅一年,还是香港的一张无足轻重的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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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6 月 1 日,《明报》30 周年之际,查良镛在 70 岁之前辞去社长之职。1992 年,《明报》从北角的明报大厦搬到柴湾的明报工业中心。自 1966 年以来,《明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查良镛的黄金时代。毫无疑问,他的毕生事业在《明报》。16 年前,我之所以接受邀约撰写《金庸传》,正是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代报人,我那时正醉心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研究,而他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新记《大公报》陶铸出来的。

查良镛一再表示,「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充其量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办报、写社评,那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多次公开表明,《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声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正是他的大好年华,他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政论社评。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取得空前成功,赢得了「香江一支笔」的赞誉。他的社评不仅文字出色,常常在就事论事的局促中宕开一笔,水波荡漾,天朗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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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喜作预测。而且,他预测天下大事常常惊人地准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自己说,「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搭上过《大公报》的末班车,亲眼目睹胡政之、许君远等老一辈的作为。直到晚年他还对记者说,「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

当然,他深知自己和前辈报人不可同日而语。他所处的环境,和胡政之、张季鸾毕竟完全不同,中国特色的「文人论政」到他身上已是余波。在香港,他与《明报》的选择注定带有更多的商业特征和功利色彩。他对香港市民心理有着较深的体察,即使在评论时事时,也不失商业机心。归根到底,他和《明报》都是特定时代里香港这个特定社会的产物。有香港才有金庸,他在很多方面都深受香港这个典型商业社会的影响。但骨子里,他又是一个深深打上了传统文化烙印的中国读书人。他年轻时学的是外语,直到老年,他宽大的书房里仍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可以说他的内心都生活在传统中。这就不难解释他身上那种刻骨铭心的「大中国主义」情结。有人发现他身上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儒家思想给予他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他对香港回归的立场,理解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的选择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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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3 月的最后一天,查良镛辞去《明报》董事局主席;年底,他决定将名下的《明报》股份分五期全部出手,与《明报》完全脱离关系。同年 12 月 31 日,年已古稀的他辞去董事局名誉主席。当天,《明报》刊出董事局启事,说他志在「放下、自在」,要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明报》持续将近 35 年的「查良镛时代」彻底结束。

但是,他并没有像春秋的范蠡或他笔下的令狐冲、杨过那样飘然归隐,仍然活在现代传媒的镜头里;大众的鲜花和掌声中,包括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方向的博士生、提出新闻工作观等。如同在香港主权交接问题上,他的立场曾引发争议一样,他的晚年也长期被各种争议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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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夏天,他在杭州对央视《新闻夜话》栏目的主持人说,将来他的墓志铭将会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没有一字及于《明报》,他当然不会忘记他心血铸造的《明报》事业,但那已隐入历史的深处。芸芸众生看见的只是他的武侠小说,借着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继续风生水起。十五年后,2018 年 10 月 30 日,查良镛在香港安然离世,告别香江水、西子湖、海宁潮……他生平熟悉的地方总是有水,人生也如水一样流过,终有归入大海的一天。他肉身的离去只是自然规律,他的作品和一生的故事,还将继续为世人所关注。


原文刊载于《财新周刊》 2018 年第 43 期,作者傅国涌,《金庸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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