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减少不平等的激进方案值得更多关注。

对于那些辛苦劳作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来说,最近几十年并不是什么好年景。经济大衰退的创伤过后,劳动力市场恢复缓慢,至今未痊愈。而这场危机只是令企业利润占 GDP 的比例短暂地从历史高位回落。过去 40 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都下降了。

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简单直接的办法是向富人征税,用于穷人。但是,富人擅长钻税收漏洞,也擅于集结政治影响力来削减高税率。不平等程度持续不减,对此深感挫败的人士正在考虑更大胆的办法来改变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财力失衡。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自由市场能确保每家公司和每一个劳动者都获得应得的报酬。但正如亚当·斯密以降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的那样,市场不可避免会因权力分配不均而扭曲。斯密写道:「同行人士很少碰面,连寻欢作乐的聚会也不多,但如果聚在一起,话题最终总会落到密谋蚕食大众利益上。」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制约资本力量的最佳方法是集体所有权。20 世纪,国家推行计划经济的试验清楚暴露了这类体系的可怕缺点。实践中,容易出现暴力胁迫,加上无法利用分散的市场信息,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人民困苦。(截至目前,中国可能避免了这样的结果,但显然也未能公平分配财富。)

然而,还有更温和、可行的左派方案供考虑。例如,或许可以由政府代表国民持有经济体的一部分资产。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左倾作家马特·布鲁尼格(Matt Bruenig)主张建立一个美国「社会财富基金」。他说,该基金应投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然后每年将收益的一部分作为「普遍基本股利」分配给民众。即使在上世纪最平等的几十年中,大部分社会财富仍为最富有的 10% 的人群所有。除了赠与和继承,财富的代际传承也通过财富所提供的更多受教育和创业的机会来实现。社会化分红可以抵抗这种优势固化。

这项提议具有一定吸引力。如果「社会财富基金」的资金来自对现有财富(如房产及遗产)征税,那么这样的机制也许能成为减少富人与生俱来的优先机遇的简单办法。目前已有实际运作中的可行例子。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社会财富基金资金来自该州石油行业缴纳的使用费,资产规模为 GDP 的 113%。该基金成立以来投资多元化组合,年回报率近 10%。该基金向民众支付股利,似乎减轻了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困的问题,同时并没有减弱受助人的求职意愿。挪威政府为管理石油收入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保护其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免受未来石油收入下降的影响。目前,政府通过该基金掌控着挪威近 60% 的财富,而挪威并没有就此变成黯淡无光的社会主义反乌托邦。

然而,如果要运作一个规模与美国的经济及资本市场相匹配的社会财富基金,恐怕会引起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国家拥有大多数公司的股份,市场的约束效应可能会受到抑制。马丁·舒迈兹(Martin Schmalz)等人近期的研究认为,美国的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和先锋集团(Vanguard)这类大规模持有企业股权的被动型资产管理公司(它们通常控制着一个行业内大批公司的大量股权)和企业管理者的竞争行为减少存在关联。政府执行积极所有权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可能滋生其他问题,例如腐败的空间加大。

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基金在经济结构方面带来了难题。劳动者既是拿工资的人,又是领红利的人,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更多收入流向薪酬意味着红利会减少。左倾批评者担心,社会财富基金可能破坏壮大工会力量的努力。不无讽刺的是,这种基金可能会软化公众对资本主义冷酷无情那一面的态度。如果企业裁员、离岸外包和自动化能让红利增长,有工作的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可能就会改变。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可能会更容忍那些意在加强市场支配力的企业行为。垄断科技公司的任意妄为如果让利润飙升并为所有人带来了红利,可能会变得更难遏制。

自摆乌龙

其他赋予劳动者权力的方案也遭到类似的批评。工会更强大,自然会竭力争取降低公司利润中资本回报所占的份额,却无甚动力去支持那些能促进竞争却可能破坏利润稳定性的改革。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主张让工人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这似乎能提升工人的财富。但为了增加工人工资,他们也可能与资本家合谋,不惜代价保护企业收入。

换句话说,这些较激进的解决不平等的方案都有其风险。但是,社会财富基金如能将工人变成资本的所有者而非冤家对头,也许能吸引工人,同时又不失去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的支持。如果这样一个基金能培养出经济团结共荣的意识,也很可能会催生出其他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别无视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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