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一个不安定的生活方式,自己常常兴风作浪,然而我所渴望的是和平和宁静。

一支小乐队的被抓,导致的是第二年「七七宪章」的出现。这份最初只有 243 人署名的象征性文件,提出的也不过是「促进每个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作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实现」。这份文件并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但它被处理成为政治事件,在哈维尔看来,正是「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发生了冲突,或者说是当局「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

如果说「宪章」的目标是无限的,那是因为它主要是道德的诉求。它无意破坏现存制度或攻击法律秩序,相反,为了恢复公民意识,它要求法律得到维护和充分实施,提醒当局注意随意干扰法律的现象,希望不要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是要有法必依。即便「宪章」认为某项法律条文不合适,它也只是希望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这种理性的作为,和健康的私人生活,也为这批知识分子树立了十分干净的道德形象。

虽经多次合法递送诉求,当局还是决定进行打压,正是打压使得连署人数迅速超过了千人,而在哈维尔等人被捕后,围绕「七七宪章」的活动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在预感到自己随时会被逮捕时,哈维尔将一些他称之为「应急包」的东西放在一起,包括雪茄,一把牙刷、牙膏、肥皂、一些书、一件 T 恤、一些泻药和其他一些小东西——他一离开屋子就带着这个包。也正是这次入狱,让哈维尔的形象和威望急剧攀升。每个人都感激他为国家的付出,和对生活希望的象征。但哈维尔说,事实上,他一直感到害怕,在他看来,因坐牢而获得的名声是可笑的:「我总是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我对自己的良心的恐惧,我总是受到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失败的折磨。在狱中的那段英勇的时间实际上是一连串的担忧、害怕和恐惧……」

因为多年持续的抗争,哈维尔被视为一个勇敢的人,但他说,「在骨子里我是一个胆怯畏缩的人。」在多个采访和作品中,哈维尔都表现出类似的自我怀疑和嘲讽。

我选择了一个不安定的生活方式,自己常常兴风作浪,然而我所渴望的是和平和宁静。我一直与国家、各种机构和组织产生冲突,我的名声是一个永久的反抗者和持异议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我的剧作中没有平静与和谐。我对自己没有一点把握,几乎有点神经质。我很容易陷入痛苦,我总是感到无名的恐惧,甚至连电话铃声响也使我感到害怕。

在许多人眼中,哈维尔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有一种令人羡慕的沉着冷静、坚韧不拔、顽强不屈、实事求是,对此,他承认自己「喜欢有秩序、有条理;我有纪律、很可靠,有时甚至有一种官僚主义的迂腐;同时我又过分敏感,几乎有些多愁善感,是一个总是受到一切神秘的、有魔力的、没有理性的、令人费解的、奇异的和荒诞的东西和一切逃避秩序并因此而成为问题的东西的吸引」,他喜欢交际,喜欢和别人交谈,同时又喜欢独处、与外界隔绝,「一个人静静地反思」。

即使在政治行动中,哈维尔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他在戏剧作品中追问过的——人究竟是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我常常是希望的源泉,然而我却常常沮丧消沉、惶惑不安、忧心忡忡,常常不得不费力地寻找内心的希望,恢复它,以战胜自我而赢回它……」

对大多数人来说,哈维尔作为一个人展现出的洞明或困惑,比那些政治观点和艺术成就所带来的启发或许更多。他也感念于此,并且说,「我在内心深处感到我的这种自相矛盾的生活给我带来了无比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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