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维尔的戏剧作品,以及小剧院的同僚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反对幻想。他们拒绝像通行的艺术形式那样,去模仿生活或者真理。

哈维尔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他也不承认一个绝对真理已然存在并能指导生活。但当局固执地迷恋和强调这种真理的存在,那能给他们提供一种「仪式化的交流合法系统」、「保证他们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坚固性的表面」。它所导致的是一种美学教条,「其关键是对于平庸的正确思想的崇拜,根植于久远的民族的自我满足,并且受这种原则的指导――每一件事情必须平滑,平凡,简化,乃至达到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它建立在这种格言最低级的转述上:『真理将要流行』。」哈维尔评论道。在他看来,这种平庸的美学对国家和民族长远的戕害,是一种更深的罪:「在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

「信仰生活」是哈维尔的格言之一,「生活反抗所有整齐划一与平均标准;它的目标不是弄成一模一样,而是多样化,永不满足的超越,对于新奇的冒险和反抗现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乐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进入哈维尔视野的。这支乐队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相信对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并不自居于异议分子,而只跟自己的人对话。在他们的音乐中,哈维尔再次发现了对真实的直接表达,――正如另一个捷克文化人对这支乐队的评价:「最让人赞叹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要求当局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当时的捷克,严管摇滚乐,不允许公开演出,不准上媒体,不准放大音量,但当宇宙塑料人的成员被要求理发、穿正经服装、修改带英文字母的团名时,他们没有做到,并在 1976 年冬天被捕了。

对于当局来说,这不过是官僚机器在运转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一次审查和压制行为,没有人料到它会产生什么了不得的后果。但哈维尔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却决定营救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展开了串联和签名。

「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他说,「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在哈维尔看来,这个案件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一种积攒多年的「对厌倦情绪感到的厌倦」在浮出台面,「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与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

这场审判既是官僚机器运转的结果,也暴露了当局应对现实的能力。在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威不管其愿意不愿意,「必须以某些方式参与和社会生活长期的、公开的对话。他们被迫持续和所有由生活提交给他们的问题搏斗」,而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者们,在稳定的幻觉中,「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试图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开地和持续地处理真正的冲突、要求和争端,而是简单地用一个面纱将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在这层掩盖之下的某些地方,这些冲突和要求在继续生长和增多,反而造成这种掩盖不再发生作用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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