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标语口号,关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自由增长和无可比拟的生活结构上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缩减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费品的单调乏味和卑劣。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失败之后,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进入一个所谓「正常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即使在这背后付出的是债务的代价。当局不再强求每一个国民都是完全听从命令的服从者,不关心政治就够了。接替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的总统胡萨克(Gustáv Husák)明确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模式也被称做「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这种物质利益的满足很快造就了普通人的沉默,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收买则使其从独立的思想者沦为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

1975 年,在一种稳定、繁荣的社会状况下,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给胡萨克写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展现了自己揭示生活表象背后的荒谬并精确直接地将其表达出来的天赋——这种不做任何隐喻和影射意义的写作,道德的意义远大于其艺术性,它不断地戳破虚伪的默契,将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切身的话题连接在一起。

所有人都知道各种统计申报数字、官方声明和治安报道所显示的稳定局面是不可靠的,所有人都知道有一张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警察网络覆盖在每个人头上,所有人都知道接受各种官方职务时,为领导服务比为同胞服务得到的好处更显著……但没有人来说破这一切。原因是恐惧,担心失去工作、地位或前途的恐惧。

「我们国家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哈维尔在信中写道,「那些忠诚地相信官方广播所说的一切和无私地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比以前更少。但是伪善者却逐步上升:归结到一点,事实上,每个公民都被迫成为一个伪善者。」

恐惧带来的最大的危害不是每个人的颤抖,而是冷漠和公共道德的堕落。

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什么都没有。……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引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当代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

在这个看似完美的秩序中,中央调控着市场,市场牵引着消费。而每个人都在将视野从公共领域转向自己的生活,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

在某个前景中,站立着那个崇高的人类理想欺骗人的外观,而在其背后,蹲伏着一个谦恭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方面,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标语口号,关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自由增长和无可比拟的生活结构上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缩减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费品的单调乏味和卑劣。

今天的捷克,已经重新成为一个浪漫和富有个性的象征。但在胡萨克时期,「繁荣」的秩序下,付出的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哈维尔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中间最坏的是——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系统地发挥作用和得到蔓延。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民族的领导人也有机会通过其政策影响社会,以唤起人们身上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更坏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向胡萨克发出呼吁,以一个公民而非政治对手的身份,请其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作出估价,「并依此而行动」。

哈维尔总是肯定一切正面力量。他并不批评政治是邪恶的,而是认为负责任的、尊重人性的、本身「真正的」政治工作是没有被做到的。他并非以一个愤怒者、或简单的反对者的姿态在战斗。他申明的是「无权力者的权力」,是每个公民的良心要站出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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