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主义正在复兴。



Considered Louis Kahn’s greatest achievement, Dhaka’s National Assembly complex, whose construction began in 1962, sits on an artificial lake. In 1971, bombers in the Bangladesh Liberation War are said to have mistaken it for a historic ruin, sparing it from destruction.

建于 1962 年的达卡国家政府大楼(Dhaka’s National Assembly complex)坐落于一片人工湖上,它被认为是美国建筑师 Louis Kahn 最了不起的成就。据说在 1971 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中,轰炸机中的驾驶员误以为它是一片废墟,它因而幸免于难。

Photograph by Claudio Napoli.

 
如果有一个「不中听的艺术风格专有名词」排行榜,「粗野主义」(Brutalism)估计要跻身前几名。和听起来更委婉的「野兽派」(Fauvism)或「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一样,这个名词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滥用,因为这一流派的建筑师们用由笨重的、堆积如山的、原始而粗粝的混凝土组成的建筑毫不留情地与他们的使用者对峙。这群以英国的 Alison 和 Peter Smithson 夫妇为首的建筑师们热情而自豪地接受了「粗野主义」这个称呼,似乎想以此告诉世人:「我们就是如此粗野,我们就是想让你直面这些光秃秃的水泥墙壁。」当时,整个世界正在战战兢兢地从二战的废墟中爬出来,急需直观而有力的主张,这个来自建筑界的坦率宣言让人眼前一亮。

尽管粗野主义在建筑师和建筑规划者中意外地走红了约十年,但它还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逐渐衰落了。《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等一众影电影作品将粗野主义建筑塑造成未来反乌托邦的象征。政府削减了城市规划的预算,粗野主义建筑师们失去了他们的赞助人。在过去三十年间,散落各地的粗野主义建筑由于饱经风霜以及缺乏维护,已经摇摇欲坠,很多都面临着拆迁。波士顿已故前市长 Tom Menino 曾提出出售市政厅,它是美国最著名的粗野主义建筑代表作之一。2013 年,即使保护运动的呼声火热,由 Bertrand Goldberg 设计的芝加哥普伦蒂斯女子医院(Prentice Women’s Hospital),这座怪异的、外星人眼睛一般的四叶草形建筑,还是在破碎机的落锤下倒塌。



The old Whitney building on Manhattan’s Upper East Side is enjoying a second life as the Met Breuer.

坐落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老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在被改成布劳耶大都会分馆(Met Breuer)后重获新生。

Photograph by Ezra Stoller.

然而,粗野主义正在复兴。且不论过去两代设计师对粗野主义的滥用(或许它们也是粗野主义回归的原因之一),人们对粗野主义建筑的热情已经不再局限于狂热的建筑评论圈里:文物保护主义者纷纷发声以求将它们保存下来;历史学赞扬粗野主义的伦理根源;大众也开始欣赏它们的粗线条美感。而对于那些曾经用「无情的逻辑」(ruthless logic)和「充满血性的阳刚」(bloody-mindedness)来称赞粗野主义的美学家,用批评家 Reyner Banham 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说,「它的复兴不啻为一场风云突变」(it is a surprising turn of events)。

对于长久以来饱受折磨的粗野主义爱好者来说,互联网意外地成为他们的宣传助力。流行的轻博客网站 Tumblr 上,出现了无数张来自世界各地的、看似背离地心引力的悬臂梁的黑白照片。比如在迈阿密(Miami)市区,一座粗重的混凝土学校建筑看起来好像要把学生吞进肚子里;在法国小镇夏蒙尼(Chamonix),一座滑雪度假村的混凝土建筑看上去仿佛随时就要从山崖坠落。事实证明粗野主义建筑的照片特别适合 Instagram 的照片排列,让人目瞪口呆的怪异照片一个一个地出现在你眼前。

Brutalism was an attempt to create an architectural ethic, rather than an aesthetic. It had less to do with materials and more to do with honesty: an uncompromising desire to tell it like it is, architecturally speaking.

粗野主义在知识分子间姗姗来迟的复兴也加入了这股潮流。对于仍然处在世界金融危机余震中的国家来说,回顾那个充满阳刚之气、众志成城的时代也是一种慰藉。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近期举办了名为「1955-1980 年代的拉美建筑」(Latin America in Construction, 1955-1980)主题展览,唤起了建筑师和公众对那个超前、自信的时代中建筑杰作的回忆,包括建筑师 Lina Bo Bardi 的杰作:圣保罗美术馆(Museu de Arte Moderna de São Paulo)。这座建筑的玻璃外墙被两条巨大的水泥立柱夹住并在广场上高高托起。2014 年,英国评论家 Jonathan Meades 为 BBC 拍摄了一部重新认识粗野主义的两集电视纪录片,言辞激烈,成功地让这种建筑风格回到了后福利时代英国主流人群视野中。

最终,粗野主义被艺术界抬上了圣坛。去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出人意料地将部分现代艺术馆藏移入了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上的老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中,并将它重新命名为布劳耶大都会分馆(Met Breuer),以此纪念包豪斯学校(Bauhaus)出身的设计师 Marcel Breuer。而这个倒金字塔形的建筑,以角度独特的窗户而闻名。

建筑界的流行趋势变化迅速,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个时代的风潮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眼中钉。在一潮接一潮的更新换代中,新的一代学会欣赏正在消失的事物——而这常常已经太迟。从这一点来说,粗野主义的复兴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在我们重新挖掘粗野主义建筑的过程中,它们已经可能失去最初使其独特的个性和吸引力。



Boston City Hall came under threat of demolition when a mayor deemed it an eyesore.

由于某位市长将其看作眼中钉,波士顿市政厅(Boston City Hall)面临毁灭的危险。

Photograph by Ezra Stoller.

毫无疑问,粗野主义建筑看起来非常酷,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深层次的伦理诉求。Reyner Banham 曾经说过,粗野主义的出现是为了构造一种建筑伦理,而不是建筑美学。当 Smithson 夫妇宣称他们的作品属于粗野主义或新粗野主义的一部分,他们口中的「粗野」(brutality)和建筑材料并无关联,这指的是一种坦率的态度:原原本本地呈现建筑的模样。而建筑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本来也该以材料和形式的真实性为基础,但是只要你在公园大道(Park Avenue)上散步一圈,你就会发现现代主义迅速地变得毫无生气而一本正经。曾经崇高的理想退化成了生搬硬套的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包括一系列重复且毫无新意的套路(比如幕墙、带形窗、嵌入式基座、装饰性底层架空柱、露天广场、观赏草坪,还有波光粼粼的平底水池)。

粗野主义之所以仍然动人,就在于它的纯粹。从粗野主义的第一个大型作品——位于亨斯坦顿(Hunstanton)的一所学校,到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如伦敦市中心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总部,Smithson 夫从现代建筑大师 Mies van der Rohe 和柯布西耶处回顾与学习:设计建筑要干净、利落、毫无遮掩。「无论设计师们如何强调自己对材料的诚实应用,」Banham 在 1955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大多数现代建筑看起来都是由白色涂料和玻璃配件组成的,尽管事实上它们是由水泥或钢铁建成的。」然而 Smithson 夫妇在亨斯坦顿的作品正相反,它「看起来是由玻璃、砖头、钢铁和水泥建造的,而事实上上也是由玻璃、砖头、钢铁和水泥建造的。」



Paul Rudolph designed the Yale Art and Architecture Building, which opened in 1963, while acting as department chair. The interiors were restored in 2008, decades after a mysterious fire in 1969 — some suspected disgruntled students.

Paul Rudolph 设计的耶鲁艺术与建筑大楼(Yale Art and Architecture Building)建于 1963 年,他当时是这里的系主任。自 1969 年一场神秘的大火之后(据称作案者是一些不满的学生),建筑的内部在 2008 年得到修复。

Photograph by Ezra Stoller.

这种对待建筑材料的诚实态度背后是对社会民主目标朴实而平凡的追求。评论家 Michael J. Lewis 认为粗野主义是对福利国家诉求的另一种表达。从拉美到欧洲,再到南亚,粗野主义已经成为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的标志,它展现了一种「共同利益」的图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 Rafael Viñoly 的豪华住宅楼,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坐落在纽约公园大道(Park Avenue)432 号,如一跟优雅的中指,不详地树立在曼哈顿(Manhattan)街区中。而在过去,城市规划者们寻找最好的、最先锋的建筑师去设计图书馆、市政厅和公共住房,回顾那个时代本身也是振奋人心的事情。



With her SESC Pompeia leisure center from 1986, the Italian-born architect Lina Bo Bardi showed that Brutalism could be extraordinarily playful, with zigzagging bridges that connect a former drum factory to three tall towers.

Paul Rudolph 设计的耶鲁艺术与建筑大楼(Yale Art and Architecture Building)意大利出生的建筑师 Lina bo Bardi 用她的作品告诉世人粗野主义也可以非常有趣,她设计了巴西圣保罗庞培娅艺术中心(SESC Pompeia leisure center),在这座建筑里,「之」字形通道连接了一个过去的制鼓厂和三幢高塔。

Photograph by Iwan Baan.

尽管如此,粗野主义仍然没有赢得大众的喜爱,他们并不认为社会真正需要那些令人敬畏的、阴沉的水泥块,如这一切都取决于城市规划者的善意。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政客们开始反对福利国家之时,粗野主义也迎来了厄运。预算削减、公共住房失去资金,市场经济开始主导社会的发展。粉色花岗岩建成的后现代主义办公楼如癫狂的幻想一样拔地而起,令灰暗的粗野主义公共住房项目黯然失色,坍塌腐朽。所有的建筑都需要保养与维修,而对粗野主义建筑故意地忽视,与那些缺金少银的政府部门为它们带来了同样的打击。

然而,虽然粗野主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但这并没有为目前所处的文化和建筑决策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改变。这次复兴没有能够带动公益发展模式的复兴,至少目前还没有。政治与建筑已无甚瓜葛。实际上,对粗野主义的热爱常常会导致乡绅化。许多曾经的公用住房项目已经变成炙手可热的私有住宅。在伦敦,由 Erno Goldfinger 设计的 Trellick Tower 就是其中一例。你可以在建筑书店里买到印着粗野主义标志性建筑的明信片,甚至可以买到一个印着揣猎克塔图案的马克杯,坐在昂贵的揣猎克塔公寓里,用它品尝高级咖啡。粗野主义美学或许最终会战胜它的道德观。